仿佛在痴昧／魑魅的城邦（2/2）
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叶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写一个男教员和男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伤。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滨故人》（一九二五）则写大学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点出同性友谊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这些作品游走情爱想象的边缘，只是点到为止。主流论述对同志关系的描述，基本不脱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贵的《重阳》（一九六&9711;）等。后者将一九二&9711;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投射到同性恋爱的关系里，熔情欲与政治于一炉，在现代中国小说独树一帜。
但论当代同志小说的突破，我们不得不归功白先勇。从六七&9711;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纽约客》系列的《火岛之行》等，白先勇写出一个时代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的伦理、政治坐标。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学的里程碑，也预示九&9711;年代同志文学异军突起。
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如何看待郭强生的作品？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书，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孽子》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放逐、不伦，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总能想象某种（未必见容主流的）伦理的力量，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
夜晚降临，族人聚于穴居洞前，大家交换了踌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与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较，那点光幅何其微弱。没有数据参考，只能凭感受臆断。改变会不会更好，永远是未知的冒险。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迁徙，各自于不同的落脚处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决定出柜，有人决定不出柜；有人不出柜却也平稳过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
——《断代》，页九十二、页九十三
郭强生的写作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九&9711;年代两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一九九七）。两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绎同志世界的他（她）／我关系。《荒人手记》思索色欲形上与形下的消长互动，《蒙马特遗书》则自剖情之为物最诱人也凶险的可能。两部作品在辩证情欲和书写的逻辑上有极大不同。《荒人手记》叩问书写作为救赎的可能，“我写故我在”的可能。《蒙马特遗书》则是不折不扣死亡书简，因为作者以自身的陨灭来完成文字的铭刻。两部作品都有相当自觉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变装”为男同志的书写，演绎性别角色的流动性；后者则将书写酝酿成为一桩（真实）死亡事件。
如上所述，郭强生的作品充满表演性，也借这一表演性通向他的伦理关怀。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学形上剧场，也不是邱妙津式的决绝生命／写作演出。他的对同志伦理的推衍，表现在对推理小说这一文类的兴趣上。《夜行之子》《惑乡之人》已经可见推理元素的使用。是在《断代》里，郭真正将这一文类抽丝剥茧的特征提升成对小说人物关系、身份认同的隐喻。在同志的世界里，人人都扮演着或是社会认可，或是自己欲想的角色。这是表演甚至扮装的世界，也是一个谍对谍的世界。双方就算是裸裎相见，也难以认清互相的底线。
对郭强生而言，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而是爱情的真相。这是《断代》着墨最深的地方。如果“爱情”代表的是现代人生“亲密”关系的终极表现，郭强生所刻画的却是一种吊诡。同志圈的爱欲流转，往往以肉体、以青春作为筹码，哪有什么真情可言？同志来往“真相大白”的时刻，不带来爱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对地，郭强生也认为正因为这样的爱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铤而走险、死而后已的恋人，不是更见证爱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摆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断代》的故事多头并进。结局意义如何，必须由读者自行领会。对郭强生而言，《断代》应该标志自己创作经验的盘整。青春的创痛、中年的忧伤成为一层又一层的积淀，如何挖掘剖析，不是易事。早在《夜行之子》里，他已经向西方现代同志作家如王尔德（oscar wilde）、普鲁斯特（arcel prot），以及佛斯特（e foster）等频频致意，反思他们在书写和欲望之间的艰难历程。借着《断代》，他有意见贤思齐，也回顾自己所来之路。荒唐言中有着往事历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他创造了一个痴昧的城邦——也是充满魑魅的城邦。
后 记
郭强生十八岁进入台大外文系，我有幸曾担任他的导师。大学四年，强生给我的印象是极聪明、极乖巧，风度翩翩，不愧是校园才子，读书则力求“适可而止”。大四毕业那年，强生出版《作伴》，应他所请，我欣然为之作序，期许有加。哪里知道当时的老师和学生其实一样天真。
九&9711;年代中期强生赴纽约大学深造，我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是又有了见面机会。记得他邀请我看了好几场百老汇戏剧，聚会场合也常看到他。我甚至曾安排他到哥大教了几年课。之后他回到台湾，我转往哈佛，逐渐断了联络。
强生回台后曾经热衷剧场编导，未料这几年他重拾小说创作；而且迭获好评。看强生的作品我每每觉得不安，倒不是内容有多少耸动之处，而是叙述者的姿态如此阴郁苍凉，和印象中那个年轻的、仿佛不识愁滋味的大学生判若两人。我不禁关心起来：这些年，他过得好么？
在新作中他对自己成长的世代频频致意，不禁让我心有戚戚焉。想起他大学英文作文写的就是小说，而且内容悲伤，以致我十分不解。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回事，但显然有另一个作为小说家的强生，这些年经过了更多我所不知道的生命历练。虚构与真实永远难以厘清。阅读他的小说，还有他更贴近自己生活的散文，我似乎正在重新认识——想象——一个作家的前世今生。
也许这正是文学迷人之处吧。强生的新作定名为《断代》，似乎呼应了我们的今昔之感。曾经的少年已经是中年，谁又没有难言的往事？唯有文字见证着一路走来的欢乐与悲伤。谨缀数语，聊记三十年师生缘分。祝福强生。
1 &8194;《夜行之子》（台北：联合文学，二〇一〇），页九三。——原注
2 &8194;“拟仿”（iicry）当然出自霍米·巴巴（hoi bhabha）后殖民论述的批判词汇。——原注
3 &8194;郭强生：《夜行之子》，初版，台北，联合文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