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2/2）

“可以,”贺拉斯重复道,“那是一处长度大约为两寸半的伤口,位于左耳略上方的位置。伤口下面有四寸左右范围的骨头已经碎裂。伤口处还露出一小块脑髓组织。从颅骨上留下的印迹来看很明显是被某个狭长、平整的物体敲击所致。就这些了,内尔斯。”

“某个狭长、平整的物体敲击所致,”内尔斯重复道,“这是你看到的吗,贺拉斯？还是你推测的？”

“我的工作就是推测,”贺拉斯·威利坚持道,“你看,如果一个守夜人在抢劫中被人用撬棍打了一下脑袋,你在他脑袋上看到的伤口就像是用撬棍打的那样。如果是用圆头锤打的,你也看得出来——圆头锤留下的是一个月牙形的伤口,而撬棍留下的就是直线形的伤口,顶端呈v字形。如果有人用手枪把打你一下,那是一种伤口；而用瓶子打你一下,那又是一种伤口。你从一辆时速四十英里的摩托车上摔下来,头撞在砾石上,那么砾石就会给你留下一片瘀伤,和其他任何伤口都不一样。所以,是的,我从死者的伤口推测是某种狭长而平整的物体导致这样的伤口。推测——正是验尸官所做的事情。”

“摩托车手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内尔斯·古德莫德森指出,“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些可以作为证据的伤口,它们并不一定是被某种物体击打所致？如果被害人向某个物体撞过去——比如砾石——他自身向前的动能也有可能导致这种伤口？”

“有可能,”贺拉斯·威利说道,“我们无从知晓。”

“所以在当前这个案子中,”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这个伤口也可能是有疑问的,你所提到的卡尔·海因的头颅上的伤口,也同样既可能是被人敲击头部,也可能是被害人自己撞到某个物体上的结果？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吗,贺拉斯？”

“没法区分这两种情况,”贺拉斯辩解道,“我们只能判断是什么物体敲打了他的头部不管是这个物体敲打到他,还是他自己撞到这个物体上面,总之这是一件平整、狭长,并且其坚硬度足以使他的头骨破裂的物体。

“某种平整、狭长,并且坚硬到足够使他的头骨破裂的物体。就像船,贺拉斯？有这种可能吗？”

“有可能,是的。如果他撞上去的速度足够快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卷网机呢？或者刺网渔船尾部的某个导缆器？它们是否也是狭长平整的？”

“是的,它们够平整的。它们——”

“他会不会是头撞到了这些东西？有没有哪怕是一点儿可能？”

“当然这也是可能的,”贺拉斯答道,“任何——”

“请允许我再问你,”内尔斯说,“验尸官是否能够判别像这样的一个伤口是在死前还是死后造成的？我的意思是——回到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我是不是可以对一个守夜人下毒,看着他死掉,然后在他那已经失去生命的尸体上用撬棍照着头部打一下,造成一个同样的伤口,使他看上去就像是我用后一种方法杀死了他呢？”

“你所问的是卡尔·海因的伤口吗？”

“是的,我想知道你是否了解些什么。他是先受了伤然后死去的？还是有可能他头上的伤是发生在死亡之后？会不会是卡尔·海因身上的这个伤——或者说是他的尸体上的这个伤——发生在他溺亡之后？或者说,是发生在他被莫兰治安官和马丁森副治安官把渔网里的他拉上来的时候？”

贺拉斯·威利想了想。他取下眼镜,摸着自己的额头。然后再次把镜腿夹在耳后,双臂交叠在胸前。

“我不知道,”他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内尔斯。”

“你不知道头上的这个伤是发生在死前还是死后？你是这个意思吗,贺拉斯？”

“我就是这个意思,是的。”

“那么,并不是头部的这个伤,导致了卡尔·海因的死亡？”

“不是。但是——”

“没有问题了,”内尔斯·古德莫德森说道,“谢谢你,贺拉斯。我问完了。”

阿尔特·莫兰坐在公众席上,看到贺拉斯·威利受到质问,居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他还记得自己曾经受到的羞辱:夏洛克·福尔摩斯。他记得自己离开贺拉斯的办公室,在踏上米尔伦路去把死讯带给死者的妻子之前犹豫不决。

他靠在阿贝尔·马丁森的皮卡车的保险杠上,检视着那天早晨在卡尔·海因的刺网渔船上的一个缆柱上擦伤的手。然后,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黄箭口香糖——先是衬衫口袋,然后,有点儿急躁地伸进裤兜。还有两块,他已经吃掉八块了。他把一块塞进嘴里,另一块收了起来,然后一侧身坐进了阿贝尔的皮卡车驾驶座。他自己的车停在镇上靠近码头的地方,是那天早些时候他到港区去吃中饭的时候停在那儿的。驾驶着阿贝尔的车,他感觉像个傻瓜,因为这个男孩,坦白地说,一天到晚都待在这部车里。这是一部来自安纳柯蒂斯的高配置的深红色道奇车,车身上画着精细的条纹,装饰性的加长排气管就装在车厢后面——总而言之,这是一部学生气十足的车。这种皮卡车在像埃弗里特和贝灵厄姆这样的内陆城镇十分常见,小伙子们经常在足球比赛后或者在星期六的深夜开着这种车到处跑。阿尔特猜测阿贝尔·马丁森在高中时代也是个有些不安分的家伙,高中毕业之后才变得安分起来,而这辆卡车便是他曾经的那个自我的最后痕迹:因此他有些不舍得丢弃它。但是他总有一天会丢弃它的,阿尔特想,用不了多长时间。事情就是这样。

阿尔特一边向苏珊·玛丽·海因家驶去,一边默默地想着自己的措辞,反复推敲着,琢磨着自已应该有怎样的举动——他决定自己应该采取一种表情肃然的军队式方式,就像某种海军的仪式性动作——几个世纪以来,向一个士兵的遗孀报告他在海上的死讯是一项庄严肃穆而又悲怆的事情,他想。对不起,海因太太。我非常抱歉地告诉你你的丈夫卡尔·冈瑟尔·海因在昨天晚上的一次海上意外中死了。我谨代表整个社区表达我们的哀悼之情,并……

但是这个办法行不通。海因太太并不是不认识他；他不能像对待个陌生人一样对她。毕竟,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在教堂看见她,那是她在接待室为人倒完茶和咖啡之后。作为负责招待的人,她总是穿得整整齐齐,一顶筒状女帽、一件斜纹软呢外套、一双浅棕色手套:从她稳稳当当的手中接过咖啡总是令他感到十分适意。她的一头金发盘在头顶,用帽子盖着,脖子上带着一条双圈的人造珍珠项链,在他看来,她的脖子就像雪花石膏那样白皙。

总之,二十八岁的海因太太身上所散发的魅力令他有些困扰。倒咖啡的时候,她称他为“莫兰治安官”,然后还会用戴了手套的食指指指桌子另一头的蛋糕和薄荷糖,好像他自己没有看到似的。随后,她还会朝他露出好看的微笑,把咖啡具在托盘上放好,由他自己往咖啡里面放糖。

想到要告诉她卡尔的死讯,阿尔特深感不安。他一边开着车,一边挣扎着想用什么词,什么表达法才能把这个消息带给这个女人又不至于语无伦次。但是他想来想去都没个结果。

就在快到海因住所的米尔伦路上有一条停车道,八月份的时候治安官曾在那里摘过黑莓。他不由自主地在那里靠了边,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他把阿贝尔的道奇车停下来,挂了空挡让引擎空转着,将最后一块黄箭口香糖放入齿间,望着通往海因家的道路。

他想,那座房子一看就知道是卡尔·海因建造的——方正、整齐、有一种粗犷的体面感,和周遭世界浑然一体,尽管同时也显得不那么热情好客。房子离大路大约有五十码的距离,周围三英亩的地方种满了紫苜蓿、草莓、树莓,还有一个个整整齐齐的菜园。卡尔以他一贯的迅速而彻底的风格把这块地清理了出来——他把木材卖给了托尔森兄弟,把砍下来的碎木屑堆在一起烧了,并且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打好了全部基础。四月的时候,各种草莓、树莓就种了下去,一个梁柱结构的牲畜棚也建了起来；夏天,人们便看见卡尔在忙乎着砌墙和往炼砖上抹灰泥。他本来计划——至少在教堂里人们是这么说的——建造一座精致的孟加拉式平房,就像他父亲多年前在中央谷的家庭农场中建的那座房子样式一样。有人说,他要造壁炉边 [1] ,以及一个超大的壁炉和壁龛,嵌入式的窗座和墙裙,还要做一个斜坡式的门廊,沿着入口要砌一段矮石墙。但是,开工之后他及时地发现自己的想法有点儿超出实际——正如他妻子所说,他是一个建造者,一个严苛的建造者,但不是个艺术家——比如说墙裙,就完全被省去了；他计划用河里的卵石建造的烟囱也没有像他父亲的房子(如今属于比约恩·安德烈亚森)那样高耸起来,而是用了炼砖来替代。他最后建成的是一座方正坚固的房子,屋顶上仔细地覆盖着香杉木瓦,显示着建造者一丝不苟的性格。

[1] 位于壁炉两侧,可供人坐。

阿尔特·莫兰脚踩刹车,嘴里嚼着口香糖,默默地苦恼着,他先是看着花园,然后是下粗上细的柱子撑起的前廊,最后是人字屋顶中的巨大龙骨；他看着那对本来意图做成非对称样式,但最终还是按照传统样式做成一前一后的老虎窗 [2] 。他摇了摇头,回想起以前在这房子里的情形,楼上的房间里可以看见外露的屋椽,苏珊·玛丽的超大家具都摆在楼下——他去年十月曾在那里参加过秋季的教会活动——但是他知道这次他不会进屋了。他是突然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将站在走廊里说出他所带来的消息,他会把警帽贴在腿部,然后便转头离去。他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他还能怎么做呢？这太难了,他不擅长做这些事情。待他做完这件事情后,他会打电话回办公室找伊林诺·窦可思,让她去告诉苏珊·玛丽的姐姐,然后她姐姐很快就会到这里来了。但是他自己能干些什么呢？他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他不可能坐下来陪她面对这个消息。他得让这个寡妇知道他还有些事情必须要处理——一些出于警官的天职而必须赶紧处理的事务……他将告诉她这个消息,表示哀悼,然后把苏珊·玛丽单独留在那里。

[2] 老虎窗即屋顶天窗,一般是指阁楼顶端与墙体平行但突出屋顶墙边缘的窗户,形状像一头卧虎。

阿贝尔的车仍然挂着空挡,阿尔特借着惯性将车开上苏珊·玛丽家的车道。在这里,他的目光越过一垄垄整齐的覆盆子藤往东面望去,从满山的香杉树的树尖儿看出去,看见了大海。这是难得一见的九月里的好天气,天上一朵云也没有,如果你不是站在树荫下,便会感受到六月般的温暖,远处的白浪反射着闪烁的阳光。这下阿尔特·莫兰理解了一些之前所不解的事情:卡尔之所以把房子建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不仅光照充足,而且可以远望北方和西方。当卡尔种下覆盆子和草莓时,他也一直关注着海水的动向。

阿尔特把车停在海因的雪佛兰车后面,关掉了发动机。在他停车的时候,卡尔的儿子们从房子的角落里跑出来——一个约莫三四岁的男孩,后面跟着一个大约六岁、脚有些跛的男孩。他们穿着短裤,没穿上衣,光着脚板,站在一丛杜鹃花旁边,盯着他。

阿尔特从衬衫口袋里摸出一张口香糖纸,将嘴里的口香糖吐到上面。他可不想在说那些不得不说的话时嘴里还含着一块口香糖。

“嘿,伙计,”他透过车窗用轻松的调子喊道,“你们的妈妈在家吗？”

两个男孩没有回答。他们只是瞪大着眼睛看着他。一只德国牧羊犬悄无声息地从房子后面走出来,稍大一些的男孩抓住它的项圈让它停下。“别动。”他简洁地说。

阿尔特·莫兰将车窗摇下一半,从座位上拿起帽子,扣在了后脑勺上。“警察。”小一些的那个男孩说道,并且往他哥哥身边靠近了一些“那不是警察,”大些的男孩回答道,“他是治安官,或者跟那差不多的人。”

“没错,”阿尔特说道,“我是莫兰治安官,孩子们。你们的妈妈在家吗？”

大些的男孩推了推弟弟。“去叫妈妈。”他说道。

他们和父亲长得很像。但是他们不会长得像父亲那样高大,莫兰看得出来。他们是皮肤黝黑、四肢结实的有着日耳曼血统的孩子。

“你们去玩吧,”他对他们说,“我自己去敲门。你们去玩。”他俯身向小一些的男孩微笑道。

但是他们没有离去。当他走上门廊,用自己的指节敲着大门的时候,他们仍站在杜鹃花丛边看着他。大门自己打开了,里面是卡尔家的客厅。阿尔特朝屋里望去,等待着。墙上铺着涂了清漆的松木板,上面的树结闪闪发亮；苏珊·玛丽的窗帘十分整洁,是纯净的黄色,用一个蝴蝶结小心地收束着,上面做了褶子、短幔和衬底。一块同心圆式的羊毛编织地毯覆盖了大部分地面。客厅较远的一角放着一架立式钢琴；另一个角落则放着一张拉盖式书桌。客厅里还放着一对配有绣花软垫的橡木摇椅,一对胡桃木茶几,放在一个破旧的沙发凳两边,在一个镀金的铜落地台灯旁边还摆着一张豪华的安乐椅。椅子被拉到卡尔建造的超大壁炉旁边,壁炉里面放着一个高大的带凹槽的薪架。这个房间给治安官留下了深刻印象——里面的陈设,昏黄、静谧、柔和的灯光,还有墙上的海因家族和瓦里格家族的照片——他们都是卡尔和苏珊·玛丽的先人,都是些强壮、威严、脸型粗钝的日耳曼后裔,从不在摄影师面前露出微笑。

这是一个舒适的客厅,整洁而安静。阿尔特认为这应该是苏珊·玛丽的功劳,只有烟囱和老虎窗是卡尔的成果。正当他站在那里赞叹着苏珊·玛丽在各种事情上都那么能干时,她出现在了楼梯上。

“莫兰治安官,”她喊道,“你好。”

莫兰知道她还没有听到外面的消息。他知道这个消息必须要由他来告诉她了。但是他心里仍旧志忑——他无法鼓起勇气,所以当她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只是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帽子,用拇指根搓着嘴唇,目光躲闪。“你好,”他说,“海因太太。”

“我刚把宝宝放下来。”她说道。

眼前的这个女人和她在教堂里的样子——那个惹人喜爱的给人倒茶和咖啡的渔民的妻子——很不一样。现在她穿着一件灰暗的衬衫,没穿鞋,没化妆。她左肩上搭着一块餐巾,上面粘有口水,手里拿着一个奶瓶。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治安官？”她问道,“卡尔还没有回来。”

“这正是我来这儿的原因,”阿尔特答道,“我恐怕有些……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你。最坏的那种,海因太太。”

她开始仿佛没听清。她看着他,仿佛他说的是中文。然后她把餐巾从肩膀上拉下来,朝他微笑。阿尔特不得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了。

“卡尔死了,”阿尔特·莫兰说,“他昨天夜里捕鱼时出了意外。我们今天早上在白沙湾发现了他的尸体,缠在渔网里。”

“卡尔？”苏珊·玛丽·海因说道,“这不应该。”

“但是,是真的。我知道这不应该。我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相信我,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但却是事实。我专程来告诉你的。”

她的反应有些奇怪。事先无法预料。她突然后退几步,和他拉开了距离,眨着眼睛,重重地坐在最后一级楼梯上,把孩子的奶瓶放在脚尖旁边的地板上。她把手肘撑在膝部,抖动着餐巾。“我知道这事情迟早会发生的。”她小声说道。然后她停下手中的动作,呆呆地看着客厅。

“对不起,”阿尔特说,“我去……去打电话给你姐姐,我想,叫她过来。你没事吧,海因太太？”

但是她没有回答,阿尔特只好重复地说着抱歉的话,然后从她面前走过,往电话机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