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1/2）

伊什梅尔的母亲生着了厨房里的柴火炉——他能看见烟囱里冒出来的烟,白烟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显得有些诡异——伊什梅尔提着那听煤油从她窗前走过时,她正站在水槽前,穿着大衣,围着围巾。屋内的雾气凝结在窗格上,所以她的身影有些模糊,经过水珠的折射,站在水槽边的她的身影像一幅断续的水彩画。他走到窗边,透过窗户上的水雾和飞雪往里看,却见她突然用手擦去一扇窗格上的水汽,她也看见了他,冲他挥手呢。伊什梅尔提起煤油,稳步走向厨房门。他母亲之前已经铲出了一条通往柴房的路,但飘落的雪花又将它盖住了。锹还靠在篱笆上。

他站在厨房门前,放下煤油,摸了摸他放着菲利普·米荷兰德的海事值班记录的大衣口袋。他抽出手,又伸进口袋再次摸了摸那几张记录,然后提起煤油走了进去。

他母亲穿着橡胶靴,但没扣搭扣。她用细小小的无头钉将一块羊毛地毯钉在客厅门口。光线透过湿湿的窗户照进来,厨房里显得昏暗,但温暖。桌上整齐地放着几根蜡烛,一盏煤油灯,两个手电筒和一盒火柴。他母亲装了一壶雪水放在柴火炉上；伊什梅尔将身后的门关上时它正咝咝作响。“我车里有一些吃的,”他说着将煤油靠墙边放下,“还有一个加热器的新灯芯。”他将它放在蜡烛旁边。“昨晚冷吗？”他问。

“一点儿也不,”他母亲回答,“真高兴你来了,伊什梅尔。我想给你打电话的,但电话打不通了。一定是线路坏了。”

“是的。”伊什梅尔说,“到处都坏了。”

她将另一个水壶里已经化了的雪水倒进水槽,然后擦了擦手,转向他。“有人被困住了吗？”她问。

“从镇上到这儿来的路上我至少看见了五十辆车。”伊什梅尔说,“在斯卡特泉的黑莓地那边还看见了查理·托瓦尔的车,到处都有被压倒的树:到处都停电了。他们正在抢修,想在明天上午前修好——和以前一样,他们会先修镇上的。如果他们修好了的话,你就过去和我一起住:我们把这儿锁上,搬到镇上去。没必要待在这里受冻。我——”

“我不冷,”他母亲说,拉掉头上的围巾,“其实,刚才还有点儿热。我刚刚铲了雪,搬了些柴火过来。我在这儿很好,只是有点担心水管爆了该怎么办。但愿水管不要爆。”“我们打开水龙头。”伊什梅尔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在地窖的东墙边有压力阀门的——爸爸装的,记得吗？”他在桌边坐下,用手捂着他断臂截肢的地方,轻轻地摸了摸,捏了一下。“天冷起来就会有点儿痛。”他说。

“今天只有十二度,”他母亲说,“你车里的那些日用品会不会冻坏啊？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拿进来。”“好的,”伊什梅尔说,“我们去拿。”“等你的胳膊好一点吧。”他母亲说。他们将两袋日用品和伊什梅尔的相机一起拿下车。他母亲的花圃已经完全被雪覆盖了,雪花给她的冬青树和桑树镶上了一道白边,她的杜鹃的顶上也蒙上了一层白霜。她说她很担心这些花,不知道这些不那么耐寒的花能不能受得了这冻——她说这样少见的天气,她可能要损失一些花了。伊什梅尔看见她用独轮手推车将柴火从柴房搬到了厨房门口；木墩边还有一些她劈柴时留下的寡妇；据他所知,她每天早上五点一刻就起床了,叠好被子,嘤鸡,冲木屑。

他母亲五十六岁了,是那种一个人也能把日子过得井然有序的乡村寡妇；据他所知，她每天早上五点一刻就起床了，叠好被子，喂鸡，冲澡,穿戴停当,给自己煮一个荷包蛋,烤一片面包,泡一杯浓茶坐在桌边喝,然后立即洗碗,把要做的家务活儿都做掉。到九点的时候,他估计她就没什么一定要做的事情了,于是她就读读报,弄弄花,或者开车去皮特森杂货店。但他并不十分清楚她是怎么打发时日的。他知道她经常看书——莎土比亚、亨利·詹姆斯、狄更斯、托马斯·哈代——但他想那不足以打发她所有的时间。每月两次的星期三晚上,她会参加读书圈的聚会,和另外五个女人一起讨论《班尼托·西兰诺》、《恶之花》、《真诚的重要》和《简·爱》。她和莉莉安·泰勒关系很好,两个人都喜欢花,喜欢《魔山》和《达洛维夫人》。落新妇花开过之后,她们两个会蹲在花园里收集花的种子,然后坐在花园桌旁将种子挑拣干净,收在马尼拉纸袋子里。下午三点,她们会喝柠檬味的水、吃切掉外皮的三明治。“我们都是挑剔的老小姐,”他有一次听见莉莉安高兴地说,“下次我们穿上画师工作服,戴上蓝色贝雷帽,画画吧——你觉得怎么样,海伦？你愿意做一个和颜料打交道的老太婆吗？”

海伦·钱伯斯是个埃莉诺·罗斯福式的女人,相貌平常却不失端庄。那平常之中也自有一种魅力；她是那种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住的人:鼻子很大,额头很宽。去镇上采购时,她会穿一件驼毛大衣,戴一顶饰有缎带和蕾丝的硬草帽。丈夫的死让她对书和花花草草产生了更大的热情,也让她更需要与人交往。在教堂时,伊什梅尔曾站在她旁边,看她和朋友、熟人打招呼,那样的热情和真诚是他无法拥有的。从教堂出来之后,伊什梅尔通常会和她一起吃午饭。当她要他做饭前祷告时,他曾向她解释,和他父亲一样,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不可知论者,他怀疑上帝根本就是骗人的。“假设你现在就得选择,”有一次他母亲说,“假设有人用枪指着你的脑袋,逼你选择呢,伊什梅尔。到底有没有上帝呢？”

“没人用枪指着我的脑袋,”伊什梅尔这样回答她,“我没必要选择,不是吗？关键就在这里,我没必要知道事情到底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这可说不准,伊什梅尔。那你相信什么呢？”

“我什么都不信。我的词典里没这个词。而且,我也不知道你说的上帝是指什么。妈妈,如果你告诉我他是什么的话,我会告诉你我是否认为他存在的。”

“人人都知道上帝是什么,”他母亲说道,“你感觉得到,是不是？”

“我感觉不到,”伊什梅尔答道,“我一点儿感觉也没有。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这不是我能选择的事。真的会有那样的感觉吗？真的会有那样的事吗？我没法产生那样的感觉。也许上帝只选择了部分人,而其他的人——我们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你小时候能感觉到他的,”他母亲说,“我记得,伊什梅尔,那时你感觉到了他的存在。”

“那是很久以前了,”伊什梅尔答道,“小孩的感觉——那是另一回事。”

现在,薄暮时分,他坐在母亲的厨房里,菲利普·米荷兰德的记录躺在他的衣袋里,他想从小时候能感觉到的那个上帝那里得到某种启示。但是他没能做到。战后,他也曾试图去感知上帝,期望从他那里得到慰藉。但是没有用,于是他不再尝试,他确定那只是一个拙劣的谎言。

风摇撼着他身后的窗户,雪下得更紧了。他母亲说,她还有一锅汤可以喝:五种豆子、洋葱加芹菜、一块火腿、两个小芜菁。他现在饿吗,还是想等会儿再吃？她随便怎么都可以,吃或不吃,都没关系。伊什梅尔往烧饭的炉子里加了两块冷杉木,将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然后回到桌边坐下。“这里够暖和了,”他说,“不用担心会冷了。”

“留下来吧,”他母亲说道,“就在这儿住一夜。我还有三床多余的被子。你的房间可能会冷,但床上应该还可以。下这么大的雪,别出门了。留在这里舒服点。”

他答应留下来,于是她将汤炖上了。明天早上他要去看看报纸印刷的事,但现在他将待在这暖和的地方。伊什梅尔坐在那里，手放在大衣口袋里,心想是否应该告诉他母亲他从灯塔那里偷了海岸守卫记录的事,然后小心翼翼地开车回到镇上,将这些记录交给菲尔丁法官。但他没那么做,只是坐在那里看窗外的微光渐渐退却。

“那件谋杀案,”他母亲终于说道,“我想你是在忙那件事。”

“我现在正是在想那件事。”伊什梅尔答道。

“真是遗憾,”他母亲说,“我觉得这很牵强。他们逮捕他只是因为他是日裔。”

伊什梅尔没有答话。他母亲点亮桌上的一支蜡烛,在它下面放了个小碟子。“你是怎么想的？”她问他,“我没去听,所以想听你说说。”

“我一直在那儿。”伊什梅尔答道。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冷漠了,对于这种内心深处的冷漠,他丝毫不觉得惊讶,他攥紧了捏着米荷兰德的记录的手。

“我只能认为他有罪,”伊什梅尔撒谎道,“对他不利的证据很充分公诉人胜算很大。”

他将事情一一讲给她听:鱼叉上的血迹、卡尔海因脑袋左侧的伤口、上士作证说宫本天道很擅长用木棍杀人,还有奥莱·乔金森作证说他们在土地上有纠纷。他告诉她还有三个渔民报告说看见宫本天道在案发当晚在卡尔·海因附近捕鱼。还有系缆绳的长度。被告笔直地坐在被告席上,神情冷漠,一动不动,没有表现出一丝悔意。他没有转头,没眨眼睛,脸上的表情也是一成不变。在伊什梅尔看来,他那样子充满了傲慢和蔑视的意味,似乎完全不在乎自己有可能会被绞死。他告诉母亲,那让他想起了自己在帕里斯岛听过的一次训话。当时,有个上校说,日本兵是死也不会投降的。对国家的忠诚和对身为日本人的骄傲不容许他们投降。他们在战场上不像美国兵那么怕死,他们对死亡的看法和美国兵不一样。对日本兵来说,战败者不应该苟活于世；他们知道蒙受失败之辱后他们是不能回去的,回去也无颜面对家乡父老——信仰要求他荣誉地死去。明白吗,上校说,小日本是宁愿以死保全名节的,所以,对这些人不要手软。也就是说,不必抓俘虏:开枪打死他们再说。明白吗,敌人根本就不尊重生命,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他们是没有原则的。他们可能会举起双手诈降,然后在你走过去的时候突然攻击你。小日本就是这个德行:阴险狡诈。他们心里想什么是不会在脸上表现出来的。

“那都是宣传,”伊什梅尔说,“他们想让我们不把他们当人看,毫不留情地杀死他们。那些都是不公正、不真实的。但同时我也发现自己每次看见宫本坐在那里直视前方时,都会想起那些话。他们真可以用他的脸去做宣传片——他是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我能理解,”伊什梅尔的母亲说,“他是个非同一般的男人,他脸上的表情是坚毅的。伊什梅尔,他也参加过战争,和你一样。你忘了吗？他上过战场打过仗,为这个国家卖过命。”

“是的,”伊什梅尔说,“没错。但这件事可以证明他和卡尔·海因的谋杀案无关吗？那些事情和现在的这个案子有关吗？我同意你说的,这个男人很出众,也曾在战场上为国效力——这些和现在的案件有关吗？我不知道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如果那些宣传有关,那它们就也有关,”伊什梅尔的母亲答道，“如果你还记得那些事,将它们和被告脸上的表情联系起来——那么，你也应该记得别的事,那样才算公平。否则,你就太主观了,对被告不公平。你是在纵容自己不公。”

“其实不是因为被告脸上的表情,”伊什梅尔说,“也不是印象,也不是感觉。关键还是事实,”伊什梅尔说,“所有的事实都对他不利。”

“你自己说了案子还没结束,”伊什梅尔的母亲指出,“辩方还没有进行申辩,但你却已经准备定他有罪了。你听了公诉人的说法,但那可能是不全面的——不可能全面,伊什梅尔。而且,事实都是冷醋的,冷酷得可怕——事实就完全靠得住吗？”

“我们还能靠什么呢？”伊什梅尔答道,“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其他一切都是感情和直觉。至少,事实你还能抓得住,感情却飘忽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