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几何（1/2）

1875年在梅尔顿·莫布雷举办的“异趣珍宝”拍卖会上，我的曾祖父在他的朋友陪同下，拍得了尼科尔斯船长的阳具，这位船长1873年死于马贩巷监狱。它被盛在一座十二英寸高的玻璃樽里，按我曾祖父于当晚的日记中所记述，“保存精美”。同时被拍卖的还有“已故巴里摩尔小姐的讳名部位。被山姆·伊斯莱尔斯以五十几尼拍得”。我的曾祖父很想将这两件物品作为一对收藏，但被劝阻。这极佳地诠释了他们的友谊。我的曾祖父是个心血来潮的空想家，而则是一位懂得适时竞价的实干派。我的曾祖父在世六十九年，其中的四十五年里，在每晚睡觉之前，他坐下来将自己的思想写成日记。这些日记如今就摆在我的桌上，整整四十五卷，以小牛皮装订。日记左边，尼科尔斯船长静坐在玻璃樽里。我的曾祖父靠他父亲发明的一种女性胸衣手扣的专利收入生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爱好清谈、数字和理论；也喜爱烟草，上等的波尔图葡萄酒，煨兔肉，以及偶而为之的鸦片。他喜欢以数学家自居，尽管他既未有过教职，也未曾发表过专著。他一辈子从不旅行，也没有上过《时代》杂志。1869年他和托比·沙德威尔牧师的独生女爱丽丝结婚，牧师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英国野生花卉专著的合著者。我深信我的曾祖父是一位杰出的日记作者，一旦我编完他的日记并得以发表，我敢肯定他将重新获得应有的认识。而我在工作结束之后将休一段长假，去某个清冷无树的地方旅行，比如冰岛或者俄罗斯草原。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可能的话，在那一切结束之后我将试着与妻子梅茜离婚，不过现在已无此必要。

梅茜常常会在睡梦中大喊大叫，我不得不弄醒她。

“抱住我，”她总是说，“是个恶梦。我以前做过一次。我在飞机上，飞过荒漠。可其实并不是真的荒漠。我让飞机飞低一点，我看到成千上万的婴儿堆在一起，一直向地平线延伸，他们都光着身子，彼此倾轧。我的燃料眼看就要用完了，我得降落。我想找到一块空地，我飞呀飞呀想找一块空地……”

“好了去睡吧，”我打着哈欠说，“这只不过是个梦。”

“不，”她叫道，“我现在睡不着，现在不行。”

“好吧，那我得睡了，”我对她说，“我早上还得早起。”

她摇摇我的肩膀。“先别睡好吗？别让我一个人待着。”

“我就睡在你身边，”我说，“我不会撇下你的。”

“可这有什么用，别让我一个人醒着……”可是我的眼皮已经合上了。

最近我染上了我曾祖父的习惯。在睡觉前我静坐半小时来反思这一天。我没有数学奇思或者性爱理论可供记录。基本上我只是记下梅茜对我说过的话而我又跟她说了些什么。有时，为了绝对私密起见，我将自己锁在盥洗室里，坐在马桶上，膝头铺着写字板。除我之外，盥洗室里偶尔还有一两只蜘蛛，它们爬上排水管伏在白光闪闪的瓷釉上纹丝不动。它们一定在纳闷这是到了哪儿。经过数小时匍匐之后，它们不解地掉转身，也许因为依然无法获得答案而倍感失望。就我所知，关于蜘蛛我曾祖父只提及过一次。在1906年5月8日，他写道：“俾斯麦是个蜘蛛。”

下午梅茜往往会斟上茶水，来跟我讲她的噩梦。通常我都在翻阅旧报纸，汇编索引，分列主题，放下这一卷又拿起另一卷。梅茜说她每况愈下。最近她整天待在屋子里看有关心理学与超验的书，几乎每夜都会做恶梦。自从那次我们先后手持同一只鞋子埋伏在盥洗室门外袭击对方之后，我已对她全无怜悯。她的问题部分源自嫉妒。她十分嫉妒我曾祖父那四十五卷日记，以及我编撰它们的意志和热情。她却无所事事。梅茜端茶进来的时候，我正好换上另一卷日记。

“我说梦给你听好吗？”她问道。“我乘飞机飞过沙漠一样的地方……”

“过会儿再讲，梅茜，”我说，“我手头的事正做到一半。”她走了以后我盯着书桌前面的墙壁，思忖着，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他定期来与我曾祖父闲谈和晚餐，突然在1898年的一个晚上莫名地一去不返。尽管的身份有待确认，但他除了是个实干派之外，也颇具学究气。比如，在1870年8月9日晚上，他们两人论及做爱姿势，告诉我曾祖父后入式是最自然的性交方式，这是由阴蒂的位置所决定的，而且其他灵长类也都偏爱此式。我的曾祖父穷其一生性交不超过十次，并且都发生在他和爱丽丝结婚的头一年内，惊讶地大声追问教会对此所持的观点，当即指出七世纪神学家提奥多雷认为后入式性交与手淫等罪，应处苦修四十天。当晚稍后，我的曾祖父用数学方法证明了性交姿势不可能大于素数17。但对这一结果嗤之以鼻，并告诉我曾祖父他曾见过拉斐尔的弟子罗马诺的一组素描藏品，上面画着二十四种姿势。并且，他说，他还听说过一位f·k·弗伯格先生曾历数了九十种之多。等我想起手边梅茜放下的茶，它早已经凉了。

我们关系恶化过程中的重要一节是这样发生的。一天夜里我坐在盥洗室里写下梅茜和我关于塔罗牌的对话，突然间她在外面又拍门又拧把手。

“开门，”她叫道，“我要进去。”

我跟她说，“你得再等几分钟，我很快就好了。”

“马上让我进去，”她大喊，“你又没在用厕所。”

“等等。”我边回答边又继续往下写。此时梅茜开始踹门了。

“我月经来了，我得弄一下。”我没理会她的叫喊，一直把这一段写完，我觉得这特别紧要。假如留待稍后，将会丧失某些细节。这时已听不见梅茜的喊声了，我还以为她在卧室。可是当我打开门，却见她手拿一只鞋挡在我面前。她猛地用鞋跟砸向我的头，我稍一偏身但躲闪不及，鞋跟挂到我耳朵上，划了好大一条口子。

“这下好了，”梅茜一边说着绕过我走进洗手间，“现在我们都流血了。”说完砰地摔上门。我拾起那只鞋，一声不吭地耐心等在盥洗室门外，另一只手用手绢捂住流血的耳朵。梅茜在里面大约待了十分钟，她刚一出来就被我不偏不倚击中头顶，没有任何机会侧身。好一会儿她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直勾勾地盯着我。

“可怜虫。”她吐出几个字，然后径直走去厨房料理伤口，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

昨天晚餐的时候梅茜宣称如果一个人在密室里闭关，只需凭借一副塔罗牌就能获知一切。那天下午她在读这些书，牌铺得满地都是。

“他能从牌里算出瓦尔帕莱索的街道图吗？”我问。

“你傻帽。”她答道。

“牌能告诉他如何开洗衣店，如何煎蛋卷，如何做血透？”

“你内心如此狭隘。”她嘟哝道，“如此狭隘，如此平庸。”

“他行吗？”我不依不饶，“那告诉我是谁，还有为什么……”

“这些无关紧要，”她咆哮道，“又不是非知不可。”

“可是这些也是知识。他能算出来吗？”

她迟疑了一下，“会的，他能。”

我笑了，没吱声。

“有什么可笑？”她说。我耸了耸肩，她气不打一处来。她需要被证伪。“你为什么总是问这些无厘头的问题？”

我还是耸耸肩。“我只是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指所有一切。”

梅茜拍着桌子喊道，“你混蛋！你为什么老是拿话噎我？你为什么从不说些实在的？”说到这里，我们彼此都认识到，我们无论谈什么都只会导致这样的场面，只得痛苦地缄口。

如果我不厘清围绕在身上的疑云，日记的整理工作就无法开展下去。在十五年里不时来晚餐，为我曾祖父的理论提供了一大堆素材之后，从日记里断然消失了。12月6日星期二，我曾祖父还邀请星期六来共进晚餐，尽管来了，可曾祖父在那天的日记里只是简单地写道，“来晚餐。”以往他们席间的谈话无不花费很长篇幅记录。星期一，12月5日，也曾来赴晚餐，那天的谈话内容涉及几何，而此后这一星期的日记全都围绕着这个主题。看不出两人有过丝毫龃龉。相反，我曾祖父离不开。为他提供素材，深谙今世风尚，他对伦敦了如指掌，多次到过欧洲大陆。他熟知社会主义和达尔文学说，在自由恋爱运动圈里也有朋友，又与詹姆斯·辛顿相熟。从某种意义上说，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那一生只离开过梅尔顿·莫布雷一次赴诺丁汉的曾祖父则算不上。从年轻时代开始，我的曾祖父就嗜好坐在炉火边论证推理，他所需要的正是提供的素材。例如，1884年6月的一个晚上，刚从伦敦返回的向我曾祖父叙述了城里的街道如何被马粪玷污而难行。恰好那个星期我的曾祖父正在阅读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原理》，当晚他在日记里兴奋地表示他将写一本小册子发表，题目就叫“关于马粪”。这本小册子从未发表，估计也从未写成，但在那晚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日记内容却有详尽的注释。在“关于马粪”中，他假设马匹数量呈几何增长，在仔细考量了道路规划之后他预言：1935年时，伦敦将无法通行。他所指的无法通行是以主要街道马粪平均厚度一英尺（干缩后）计。他描述了在自己的马厩外所做的确定马粪干缩率的实验，并获得了数学表达式。当然这些都是纯理论的。他的结论是建立在此后五十年所有马粪都不被铲除的前提之下。后来劝他放下这个课题的很可能也就是。

一天早晨，在经历了充满梅茜梦魇的漫漫黑夜之后，我们并排躺在床上，我说，

“你究竟想要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回去上班？漫无目的的散步，这些心理分析，待在家里，一躺一上午，塔罗牌，恶梦……你想要什么？”

她说，“我想矫正我的头脑。”这句话她以前说过很多遍。

我说，“你要知道，你的头脑，你的内心，不是酒店的厨房，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像旧罐头一样扔掉。它更像是一条河而不是一处所在，每时每刻都在流动和变化。你无法矫正一条河流。”

“别又重头来一遍了，”她说，“我没打算矫正一条河，我只想矫正我的头脑。”

“你总得做点什么，”我跟她说，“总不能啥也不做。为什么不回去上班？过去你工作的时候从不做恶梦，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开心过。”

“我得抽离这一切，”她说，“我不知道其中的意义何在。”

“时髦，”我说，“都是时髦。时髦的隐喻，时髦的阅读，时髦的病恹。你关心荣格什么，比如说？一个月里你读了十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