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堂（1/2）

一

疯子廖澄湖曾经画过一张艳粉街的地图，并且标明了大部分建筑的来历，地图是用钢笔所画，一丝不苟，远看像一片蓝海。廖比我大三十岁，在艳粉街扫厕所，但是是我的好朋友，几十年前国家内乱，他是雕塑系的学生，大概是在学校不太听摆弄，给下放到了艳粉街。据别人讲，到了艳粉街他也不老实，弄了一个什么反动泥塑，结果被红卫兵逮住，剁掉两手的中指，再也捏不了泥巴，这便是疯病的由来。廖澄湖的疯病在我们友谊持续的时间里（这段友谊大概持续了一年）发作过两次，一次是冬天，一次是秋天。冬天那次他走到街对面修自行车的老董头那，一个路过的男人正从老董头的炉子里拿出一根柴火，去烤已经冻住的气门芯儿。廖澄湖双手袖在黑棉袄里，站在那看。老董头已瞄了他半天，廖澄湖对男人说，朋友，手伸出来看看。男人不知所谓，把手伸出来，廖澄湖说，哈，果然多了一根。从袖子里抽出菜刀砍去，老董头一脚把他踹倒，刀夺走。操你妈的，下次再到跟前来，鸡巴给你噶了。说完把菜刀扔进自己的工具箱里。1992年秋天，我十二岁，廖澄湖四十二岁，一起去艳粉街中心的影子湖边给他的朋友烧纸，他的疯病第二次发作，想要抓住我，结果掉进湖里淹死了。这个故事没啥意思，不讲了，这里要讲的是，他留给我一张艳粉街的地图，不但记录了艳粉地区的大部分道路，山岭，湖泊，还记录了几乎艳粉街所有的建筑。

父亲有姊妹三个，他是老二。大姐嫁到锦州，是个护士，有时通信，我识字之后，父亲就让我代他写信，他口述，落款都是我们家三人。她经常在信里邀请我们去锦州过年，可是我们从来没去过，据我自己揣测，一是大姑还不知道母亲已经离开父亲，跟同事去南方做生意，再未露面，二是因为没有合适的衣服。有时大姑寄来些钱，父亲也都原封不动退回，信里只写些琐事，大都慎重挑选。父亲失业之后酒喝得勤，信也不怎么看了，不过我已熟知他的口吻，可以像模像样地回信。父亲从来没提过老姑，但是我知道我有个老姑，大姑曾在信里提过，并且叮嘱父亲和老姑恢复联系，因为她收到消息，老姑也搬到了艳粉街。父亲似乎并未注意此事，自己家的老幺搬到了离自己很近的地方，或者再动脑筋想一下为什么老姑也会落魄如此。他先是卖掉了自己过去亲手打的炕柜，然后又把黑白电视机搬到了后街的杨三儿家，卖了三十块钱。学费在学期初已经交过，倒还能支撑几个月，但是冬天来了，父亲并没有买煤，这让我有点惶恐。这是母亲走后的第二个冬天，第一个冬天时，父亲还能勉强把煤坯打好，堆在后院的小房里，但是煤打得很差，掺进了不少黄泥，经常在灶膛里蹿出浓烟。第二个冬天已经初露端倪，路口大杨树的树叶掉光了，修车的老董又在摊子旁点起了炉子。夜晚待在家里，是极难熬的时光，窗户的缝隙里已经有了霜迹，炕是凉的，父亲穿着棉裤和棉鞋，歪在炕上喝酒，方桌上只有一只白梨，他小心地用小刀剜着，然后把刀横在嘴边，卷进梨去。

第一场雪来了，是一个傍晚时分，不是很大，但是很黏，雪片不易分辨，如同粉末。我放假了，第二天不用去上学，炕上铺的地板革像铁片一样凉，父亲的双腿伸在桌子底下，沉沉睡着，屋子都是酒味儿，装酒的塑料桶就放在他身旁。天彻底黑下来，我拧开塑料桶盖，倒进父亲的玻璃杯，喝了一小口，辛辣无比，脑仁发胀，不过好像确实暖和了一点。父亲坐了起来，说，我做梦有人偷我酒喝。我说，不好喝。他蜷起脚，给我腾了点地方，慢点喝，先用舌头压住，暖一暖，然后咽了。我又喝了一口，比第一口还要难喝，五脏六腑好像挨了一拳。父亲从兜里掏出了几颗花生米，喂进我嘴里。你知道艳粉街是个啥形状？他说。我说，圆的。他说，对，从上面看像盘蚊香，一圈一圈的。他把身上披的工作服拽了拽，盖住脖子，手指沾了点酒，在桌子上画了一个圈，我们家在东边，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你的学校在南面，每天上学走这条路，路过公共厕所，红星台球厅，春风歌舞厅，是吧。我的厂子在北面，挨着影子湖，现在黄了，不知道成了啥样。我说，听说还在产拖拉机，杨三儿就让找了回去。他说，嗯，应该是厂长自己的了，不需要工程师。你按照上学的路线走，走过学校，走过孙育新诊所，走过影子湖，再走过煤电四营，再走过一条火车道，就到了艳粉西街。那有一个小教堂，你老姑在那，她叫张雅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走过一次，大概需要一整天，这个冬天你去老姑家过吧，开春再回来。我说，我不去，我不认识老姑。他说，她认识你，你出生的时候她来看过你，你俩见过面。去的时候带着你大姑写给我的信，她一看就知道你是我儿子。我说，我不去。他说，我找了一个工作，在新民，吃住都管，带不了你。我说，爸，你又能当工程师了？他说，打更的，开春我就回来，明儿一早雪停了我们分头走，睡吧。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时已经快中午，嘴里还有酒味，头有些沉。父亲不见了，我身上盖着棉被，父亲的军大衣叠在旁边，上面放着我的绒帽和手套。桌上有两个豆沙包，屉布盖着。我坐起来看看窗外，雪已经停了，白得耀眼，一串脚印向东延伸而去，从我家往东走有一个长途汽车站。路对面的老董头戴着皮顶子，正用铁锹挖着房门前的雪，他的哑巴儿子大老肥把雪往远处踢着。我把豆沙包吃了，屉布冲了冲，搭在灶台，然后翻出大姑的信和廖澄湖留给我的地图。我把地图摊在桌上，用食指循着父亲指的路线，我的学校旁边用蝇头小字标着：艳粉小学，翻建于五十年代，艳粉屯小学堂旧址。 煤电四营旁边标着：为何叫四营，不知，未听过一二三营。 沿着煤电四营往西，很远的地方，几乎到了地图的边缘，有一个小建筑，写着：光明堂， 旁边标注：主体木制，二层，建于二十年代，“文革”时我的批斗会就在这里，拜老高所赐，留下两根手指。

光明堂这个建筑说是二层，他却画得极高大，看上去有十层，且在旁边字的结尾处，画了一个小像，方脸大眼，看上去是个女孩儿，不知是什么意思。

我把信和地图，还有假期要写的作业放进书包，为了防备白天走不到，我还装了一个手电筒，然后穿上军大衣戴上帽子手套，锁好门，向西走去。雪没脚踝，乌云已散，阳光大好，路两旁矮房的房顶，都是平整的雪，看着憨厚可爱。公共厕所前面排着队，有人手里拿着痰盂，有人捂着双耳，嘴里叼着烟卷。我的学校大门紧锁，看门的老人正用扫把扫雪，他扫得很慢，好像也在晒太阳。老孙站在诊所门口做操，手指衔着脚尖，从窗户能看到诊所里两张按摩椅，其中一张上躺着他的儿子孙天博，在睡觉。又走了好久，看见了影子湖，洁白无际，平整如刀，从旁边绕过，之后的路就完全是陌生的，从没来过。我第一次知道艳粉街的面积这么大，影子湖以西，是一条漫长的土路。我便沿着路走，感觉到汗从身体里渗出来，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两边时而出现旧的矿坑，时而出现小丘，完全另一派天地。太阳要落下去了，我的双脚都湿了，棉鞋好像沉了两斤。面前出现一片大杨树，树枝上都挂着雪，风一吹摇摇欲坠。从杨树林穿过，看见了火车道，火车道已经被雪覆盖，不过路基高出一块，尚可辨认。我登上路基，面前一片坦阔的空地，两个小女孩儿正在堆雪人，看上去都比我小三四岁。我问，光明堂怎么走？其中一个较高的说，什么糖？我说，光明堂。她说，再往前走，有个小铺卖酒芯糖，这么大了还吃糖。另一个矮的站起来，看着我笑。军大衣热了，我拿在手里，后背背着书包，湿了一片，帽子摘了，估计头上冒着热气，看着是有点怪。高个儿蹲在地上，开始给雪人的脸找眼睛，矮个儿的还是看着我，我有点不耐烦说，你笑什么？这有个光明堂，你们都不知道。她说，火车就要来了。我说，你说什么？她说，火车就要来了，绿色的。我从路基上走下来，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由北往南，一个黑点驶来，头上也如我般冒着热气。车厢大概十几节，窗户紧闭，将阳光折进我的眼睛。那是我头一次见到火车，硕大无朋，隆隆巨响，如同天外来客，杨树林有几坨雪掉在地上。我哑了半晌，从书包里拿出地图，没错，再往前走，就应该能看见小教堂。高个儿的女孩已经给雪人安上眼睛，一个眼大一个眼小，好像斜睨着谁。矮个儿的凑过来看，我指着地图说，再向前走，拐个弯就应该是，两层，木头的。矮个儿的说，你说的是工人之家。高个儿的兀自端详着她的雪人，没有回头，说，向前走，右拐，胡同口把头的就是。我把地图收好，说，你们认识张雅风吗？矮个儿的说，你去工人之家找吧，她现在应该在。找她干吗？我说，没事儿，给她捎个信。

其实刚才说到酒芯糖，我便感觉到饥肠辘辘，重新披上军大衣，继续往前走。果然，路的右手边，被两棵枯树遮着，一个二层的小楼戳在那里。挂个牌子，自上而下，写着“工人之家”。我推开木门，一条窄走廊，黑洞洞，侧面是楼梯，收发室里烟雾缭绕，几人在打扑克，一人拉开窗户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找张雅风。他说，二楼。我沿着楼梯走上去，缓步台的墙上挂着一幅画，一个高挑的金发男人穿着长袍，怀里抱着一只羊羔。又上了半截楼梯，看见一个活动室，有十几排木头长椅，都空着，尽前面的舞台上，两男两女在跳舞，第一排的长椅上坐一个女人手扶着收音机，看着。老高，你那腰是假的？坐着的女人说。老高说，这曲子太快，我有点跟不上。女人说，把人家手摸了一上午，现在跟我说曲子快了。老高的舞伴说，这傻逼就是手攥得紧。坐着的女人说，再来一遍，再不行回家找你媳妇去，半身不遂，还天天觍着脸来。舞台上另一个人男人看见了我，说，找谁？我一边打开书包一边说，张雅风在吗？坐着的女人回头说，这儿呢。我走过去，看见她穿着裙子，腿上穿着丝袜，一只脚从鞋里拿出来，放在另一条腿上。她说，你谁啊？我说，我是张国富的儿子，我叫张默，这是大姑的信。她接过信封，说，写给我的？我说，不是，写给我爸的。她没抽出信瓤，看着我的脸说，你爸呢？我说，出去打工了，他让我来找你，就一个冬天。她说，厂子呢？我说，黄了，从厂子出来两年了。她低头整了整裙子，说，你带钱了吗？我一惊，说，没有。她的脸型和我爸一模一样，方脸，但是鼻梁要高些，眼睛细长，皮肤也白，只是眼角的皱纹多，好像久叠的衣服。她说，胆儿真肥啊，以为破信能当钞票用？书包里还有啥？我说，都是课本。她低头揉了揉脚说，你家那台电视还在吗？我说，不在了，你怎么知道我家有电视？她说，废话，那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一台给了你爷，一台给了你爸结婚用，你大姑差点要了我的命，我他妈也不是孙悟空，能背三台电视回来。哪去了？我说，借邻居看两天。她点点头说，吃了吗？我说，昨晚吃得挺饱。她对老高说，跟厨房说，给下碗热汤面。老高说，好咧，记我账上。她从丝袜里拿出两块钱说，显你。老高已经下了楼。面来了，上面还有个鸡蛋。她把带子倒了倒，重新开始播放，台上四人又捉对跳起来。我拿起筷子，她说，等会儿，你叫我什么？我说，老姑。她说，三姑。我说，三姑。她说，吃吧。

肚子里有了东西，脚也热了，才知觉鞋子里都是雪水。我说，三姑，脚湿。三姑说，脱了暖气上烤。我把鞋和袜子搁在暖气上，盘腿坐在三姑旁边，用军大衣盖着脚。舞台上的男女“咯噔咯噔”地跳下去，老高跑了一趟腿，好像灵活了些，两对跳得蛮齐，摆头的频率稍有不一，三姑便张嘴骂之：马脑袋？不会拐弯？天色晚了，头顶的日光灯亮了起来，四人渐渐齐整得像出操的士兵，三姑点了烟，默默抽起，不说话了。屋里真热，我有些困了，脚丫子光着，蹭着军大衣的里子，很舒服。有声音搅着我，不让我睡实，不是音乐声，音乐声我已熟悉了，是一种嘈杂的声音在背后搅动我。我终于睁开了眼睛，回头望去，不知什么时候，活动厅里走进了许多人，坐在长椅上，后面四五排已经坐满了，我身后那排大部分还空着，只坐了一个老太太，有七十岁，身上有些臭，把手里的一个薄册子贴在眼睛上读着。四人已经不跳了，坐在舞台上喝茶水。等我再回头，看见了那个矮个儿的小姑娘，一对棉手闷挂在脖子上，从长椅中间的过道走过来，看上去比刚才更小。她走到三姑身边说，妈，林牧师来了。三姑对我说，把鞋穿上。然后对舞台上的人说，先散，七点把衣服换好。她自己掐了烟，也穿上鞋，从手包里拿出小册子坐好，小姑娘跷脚坐在她身边。小姑娘突然探头对我说，你走后又来了一趟车。我说，嗯。三姑说，这是你妹，大名叫李淼，没人叫，都叫她姑鸟儿。姑鸟儿说，你吃过姑鸟儿吗？我说，吃过，一股水。她将两腿荡了荡说，你上几年级？我说，六年级。她说，学二元二次方程了吗？这时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几人在最后站着，一个妇女拎着葱，坐在我旁边。三姑说，你哪的？她说，路过，来听听。三姑说，后面去。老高从后台出来，拿着一个麦克风咳嗽了两声，“砰”地放在舞台边上，又进去了。这时嘈杂声突然小了，身后传来清脆的皮鞋声，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身黑西装走过来。他一登上舞台就转过身朝大家鞠了一躬，后面传来女人的叫好声。三姑说，喊个屁，嘴给她缝上。男子拿起麦克风说，今天我来时，外面的雪停了，我没骑自行车，用腿走了来，可是比往日骑车还要快，大家说却是为什么？有人喊到，是主让你行在雪上，用风推送你。男子说，是因为我搭了三哥的倒骑驴。众人大笑，三姑也笑。男子说，往日里我来，响晴白日，没见三哥骑倒骑驴往这里来，三哥的倒骑驴都往长途站去接小媳妇，今天却空着车向这边赶，却是为什么？众人不响。男子说，是万能的主让他送我来。众人鼓掌，三姑两手搭在腿上，静静听着。男子说，我问大家，艳粉街是个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个烂泥塘。男子说，说得好，我们都是泥鳅。男子说，艳粉街的历史有几人知道？有人小声说，我爸搬来时，说这儿有矿。男子问，你爸多大岁数？一个苍老的声音说，七十五，混吃等死了。男子说，不敢这么说，亚当享年七百七十七岁，和亚当比，您还是小孩子。不过时间倒对，艳粉有矿，是六十年代的事儿。说起艳粉的历史，比较复杂，满人入关前，这里曾是军营，几个部落混战，在这里杀过不少战俘。清末之后，成为居家，但是因为离主城较远，地势低洼贫瘠，一面是山，一面有多个小湖，盛产盗贼，土匪来犯，盗贼蜂聚，背水而战，击溃土匪，贼又散去。日本人来了，待了几年，不得安生，走在路上就有人砍。四十年代初，传说有宝藏，据说是清人龙脉的尾巴，国民政府找人来挖，一无所获，就把人撤了又去打仗。“文革”期间，社会大乱，不过探出了这里有煤，于是汇聚了矿工，盲流，黑户，下放的右派，残疾的工人，渐成一片棚户区，约二百户，唤作艳粉屯。改革开放之后，觉得屯不好听，改叫艳粉街，可是居民成分变化不大，要我说，今天在座的各位，保不齐有几个，曾经犯过事情，蹲过牢子，保不齐有几个，欠着外债，躲来这里，保不齐有几个，这几天都醉着，一会又要去买酒。

男子的西服旧了，裤腿和手肘都磨得颜色发浅，里面的天蓝色衬衫领子软软的，第一个扣子没系。他大约四十岁年纪，头发不长，三七分，梳得很整齐，嘴边一圈青色，胡子剃得干干净净，讲话时一只手捏着麦克风的底部，一只手轻轻做着手势，幅度不大，简洁明了。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眼窝深陷，闪闪发光，不过大多数时候很温和，不经意间扫到我，好像看见了我的无措，也可能什么也没看见，只是随便朝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我过去讲过，我也是个罪人。他解开了西服的最后一颗扣子。我曾经伤过人，断了别人一条手臂，在牢子里待了七年。可是我怎么着啊？底下有人说，你在牢子里遇见了主。男子说，是主把我送进了牢子，让我靠近他，看清他，依靠他。《圣经》我读了多少遍啊。底下人说，七遍。男子说，我一年读一遍，终于看清了自己。第三年我在牢里被人扎穿了肺，是《圣经》救了我，让我活过来，为扎我的人祈祷。临出来时，那个带我读《圣经》的老人死了，把他的《圣经》给了我。我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去了哈尔滨，跪在索菲亚大教堂外面，一只鸽子落在我肩上，然后朝南飞去。那是主启示我，让我把主的意思带到南面，我落脚在这里，完全是主的意思啊。想起那只鸟，我想起了一首主的赞歌，我教过大家，请大家拉起邻人的手，跟我一起唱。说完，他缓缓唱起来。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

但神对人的大爱，永远不更易，

他使过犯离我，远似东离西，

他使慈爱临我，高如天离地，

被压伤的芦苇，他总不折断。

将残灭的灯火，他总不吹熄，

天上飞的麻雀，一个也不忘记

……

活动室的大部分人都站了起来，而且都会唱，我身后的老人浑身摇摆起来，大声唱着，三姑和姑鸟儿也在唱，三姑拉着我俩的手，轻声唱出，我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跟着三姑轻轻摇摆。唱完了歌，男子又领着众人读经，读了很久，逐字逐句讲，他手里拿着黑皮的厚本，底下的人大都拿着油印的小册子。圣经读完，他领着众人祷告，话很长，他念一句，底下人跟着念一句，三姑又牵住我的手，我低着头，没有跟着念。终于完了，他从台子的一角拿起一个纸壳箱子，在人们的面前走过，三姑往里面放了五块钱，我吓了一跳，五块钱是我半个月的生活费。到了我面前，我说，我什么也没有。他说，没关系，来了就是好。他蹲下来对姑鸟儿说，今天给我放什么？姑鸟儿从衣兜里掏出一颗石子，说，这是我今天捡的，是雪人的一只眼睛。他说，那雪人怎么办？姑鸟儿说，雪人在睡觉，不需要眼睛。到了我身后的老人，老人说，孩子，我的脚烂了，今天差点爬不起来，你让它快好吧。林牧师说，您得去看大夫。老人说，每次听你讲完，我都好一些，你让它快好吧，要不然下次我就来不了了。林牧师说，您把肉体和灵魂搞混了，去看大夫吧，希望下次还能见到您。老人说，我有个外孙，爹妈不管，跟您说过，一点不省心，请为他祈祷。林牧师点点头。老人往箱子里放了五角钱，说，让我摸摸你的书。林牧师把圣经给她摸了摸，然后向下一个人走过去。我看见那本《圣经》封面是皮的，书页的侧面都已发黑。走完了最后一排，他放下箱子，从衣架上拿下风衣礼帽围巾，众人回头看他，他不慌不忙把围巾系好，夹起箱子说，现在请大家看节目，然后把礼帽欠了欠说，张老师辛苦。三姑冲他点点头，他便走了出去。

人走了三分之一，不过留下的还是不少，那四人跳得起劲。好多人站起来用手给他们打拍子，有人吹着口哨，因为两个女伴都换上裙子，略一抖动，便露出几分大腿。老高额角亮晶晶的，手几次从女伴的腰上滑下来又抱住，三姑看着，默不作声。有两人在后面吵了起来，很快又被拍掌声盖住，一人想是醉了，被敲了一拳，捂着头歪走了。终于散了场，我已困得眼皮都睁不起，从眼缝里，看见三姑把一个啤酒罐踩瘪，放进编织袋里。

一个极长的梦，之间几次断了，又接上。父亲和廖澄湖坐在影子湖边钓鱼，四周落着小雨，我走过去，他们转过脸来，都是十几岁年纪，我说，你们小时候就认识？父亲说，什么小时候，这就是现在，我们刚认识。廖澄湖说，兄弟快来，看我钓大鱼。我坐在他们俩中间，为他们的鱼钩装蚯蚓，一条鱼跃出湖面，尾巴甩着水花。父亲说，我叫张国富，以后想当工程师，你叫什么？我没有说话，他的脸平滑稚嫩，绿军装领口敞着，黑黑的刘海向下滴着水。廖澄湖说，兄弟，我和国富说好了，我捏泥巴，他给我做底座，你干点什么？我说，你的鱼咬钩了。廖澄湖双手拽着渔竿，渔竿弯得厉害，我看他的手，完好无损，十个手指。张国富站起来帮他拽，我抱住张国富的后腰，鱼把我们拖进水里去，张国富和廖澄湖在水里脱掉衣服，游起泳来，鱼在前面弓着身子，像直向水底钻。那鱼很奇怪，肥硕无比，沾满泥巴，似乎还戴着礼帽。一顶黑色礼帽，紧紧地粘着鱼头，使它看上去有点体面。张廖紧跟着它向水底游，我却突然心生恐惧，不知去处是哪里，松开了手，脑袋浮在水面。雨滴越来越大，打在我脸上，雷声隆隆，四周一片漆黑。我张嘴想喊，想把他俩喊回来，别把我自己丢在这里，水涌进我嘴里，我漂在水面，不知道要被水流带向哪里。

睁开眼睛，睡在窗户旁边，日头直照到我脸上。从小我就知道，影子湖的鱼是不能吃的，也没人去钓，但是没人告诉我原因，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么一个梦，也许只有在梦里，才会在影子湖钓鱼。我的身子底下一张双人床，姑鸟儿坐在床沿正在梳头，我坐了一会，揉揉自己的脸巴子。从窗子望下去，是这建筑正对着的空地。雪已扫净，成了几个小丘。一人蹲在地上，面对着一块木匾，正在刻什么，旁边放着一个铁桶。姑鸟儿说，你学没学到二元二次方程？我觉得身子好像还在飘动，说，还没，开学就学。屋子的顶是斜的，有个大衣柜，还有个梳妆台，两只红色大皮箱堆在一角，上面盖着一块粉布。床的一角有一短截暖气，我的鞋搁在上面，鞋尖翘着，看上去已经烤干了。我明白这是个阁楼，原来这建筑还有个假三层。姑鸟儿说，我妈说你是我哥，你哪来的？我说，我爸是你妈的哥，你哪来的，我就哪来的。姑鸟儿说，你住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冬天。我能干活，不白吃你家饭。姑鸟儿说，昨儿你就睡着了，我和我妈收拾的讲堂。我说，那是特殊情况。你上几年级？她说，三年级。我说，哪个学校？她说，艳粉小学。我说，咋没见过你？班主任姓啥？她说，姓金。我说，知道，破锣嗓子，每次领操都顺拐。她说，你班主任谁？我说，你不认识，到五年级都换。你爸呢？我打个招呼。她把辫子扔到前面，说，穿上鞋，咱俩捡煤去。我说，我还没吃呢。她说，咱家没早饭，对了，你睡觉不老实，一晚上踹我好几脚，我跟我妈说了，今晚你睡讲堂。

下到一楼，看见三姑正在擦门框，脚下有一盆热水，她把抹布在水里投了投，又擦“工人之家”的匾。姑鸟儿说，妈，我和他捡煤去。三姑指了指院里，说，那几个字儿认识不？我和姑鸟儿走过去，看见男人雕着地上的木板，旁边已有不少木屑。姑鸟儿说，光明堂。我说，“堂”字儿你都认识？她说，我妈教过我。男人把木板上吹干净，开始上红漆。三姑说，篮子带了吗？姑鸟儿跑进去，拿了一个竹篮，三姑说，十二点开饭，下午练舞。姑鸟儿说，没忘。我以为我们会向煤电四营走去，可是目的地并不是那里，姑鸟儿领着我走向右手方向的那片矮房，这是一片不小的街区，穿过几条胡同，有人坐在自己门前扒蒜，穿着皮袄，身旁趴着癞皮狗：姑鸟儿哪去？姑鸟儿答：瞎溜达。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豆腐坊，门口南流北淌，都是脏水和豆腐渣，有的已经结冰。许多人站在上面，排着队，等着新出炉的豆腐。豆腐坊的后身，雾气漳漳，有个煤堆，有些煤球已经烧黄了，有些略微带点黑。姑鸟儿说，沾点黑的都要。我伸手去捡，有的还烫，灼了一下手。一会后门开了，一个中年女人戴着套袖，穿着靴子，把一大筐煤倾在煤堆里。这周太忙，礼拜没去上，女人说。姑鸟儿说，林牧师说过，人没到，心到就行。我看了她一眼，这话一定是听了很多遍，要不然怎么张嘴就来？女人说，这是谁啊？姑鸟儿说，我哥，来我家串门。女人转身进去了。我和姑鸟儿挑了满满一篮子，有的我挑得不好，看着黑，一碰碎了，已经烧透，姑鸟儿就给捡出去。一会女人又出来，拿了一袋碎豆腐和一袋碎煤，煤虽然碎，但是全是黑的。姑鸟儿谢了，接过，我俩便往回走。篮子极沉，可是为了逞能，我一手挎着，另一只手拎着碎煤，只让姑鸟儿拎豆腐。姑鸟儿一步三蹦，有时还转个圈，我说，你别把豆腐甩出去。她说，我爸是舞蹈家。我说，我爸是工程师。姑鸟儿说，我爸和我妈去过美国演出，那时我还没出生。我没吱声，她又转了一个圈说，我妈回来了，我爸没回来，玩去了。

走回来时，牌匾已经挂好，一面是“工人之家”，白底黑字，一面是“光明堂”，白底红字。今天下午讲堂没人，把煤和豆腐送到一楼的厨房，吃过了饭，姑鸟儿便跟着三姑去讲堂练舞。我看了一会，才知道为啥大家叫她姑鸟儿，真跟鸟儿一样。三姑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打开”，姑鸟儿把举在头上的脚向一边伸出，稍一踉跄，三姑一棍敲在脚踝上，“打开”。姑鸟儿又重来。我拿出作业在腿上写。过了一会三姑叫我，张默，你有劲儿吗？姑鸟儿说，他一手提着篮子回来的。三姑说，耽误你写作业不？我说，写好了。她说，来，把姑鸟儿举举。我走上讲台，三姑说，掐着她腰，举过头顶。我把她举起来，飘轻，比煤沉不了多少。三姑说，你坚持一会。她用棍子把姑鸟儿的脚挑起来。一下午过去，也出了一身汗，姑鸟儿挨了不少揍，我也挨了两棍子，不过揍姑鸟儿狠，揍我只是意思意思。晚上我和姑鸟儿端着盆回阁楼吃饭，讲堂来了一帮妇女，三姑教她们小合唱。晚上我抱着铺盖睡在讲台上，那小床确实睡不下三人，三姑给了我一个热水袋，讲堂虽硬，不过宽敞，可以乱滚，睡得也挺踏实。第二天上午去卖了啤酒罐和废纸屑，前晚我研究了廖澄湖的地图，发现光明堂略往北，有一棵大榕树，廖澄湖的地图标记的大部分都是建筑，只有这么一棵植物，旁边写着：榕树，南方植物，不知为何在这里活着一棵。高约二十五米，三人不可环抱，夏日树荫径六七米，可躺卧。人事代谢，你尤立于此。 姑鸟儿不记得有这么一棵树，跟我打赌一定没有，我便拿着地图带姑鸟儿去找，结果发现树已经没了，不知被伐倒了多少年，只剩下粗大的树桩，覆着残雪，如同大地上的图章。姑鸟儿虽然赢了，却有点失望，说我的地图过时了。往回走时，有人给了点猪肉和酸菜，一并带了回来。下午练舞，我把姑鸟儿摔了一下，三姑把姑鸟儿打了两下，说她重心没对，我有点内疚，第二天给她买了点酒芯糖。我其实有五块钱，不过谁也不知道。

到了周六，晚上我自己睡在讲台上，想起我爸，不知他的新工作怎么样，当时应该要个地址，给他写封信，告诉他我挺好，三姑也挺好。三姑不像我妈，我妈不打我，但是心里想啥我不知道。三姑嘴和手都厉害，但是想什么我知道，比如她偶尔提起林牧师，就变得很严肃，明天林牧师要来布道，她今天就很兴奋，下午夸了姑鸟儿几句。有人传过不知林牧师住哪，好像每天住的地方都不同，也有人传，林牧师得了神启，可能很快要走，再往南去。三姑嘀咕，怕啥，真信的话哪不能跟着去？我从铺盖上坐起来，想着下午的动作，我只有“举”这么一个动作，我想让三姑再教我俩，我的腿也挺软，能凑合给姑鸟儿搭了伴儿。我从黑暗里站起，踢了踢腿，姑鸟儿把腿一拿就到了耳朵，应该是因为她个子矮。三姑每天起得很早，把小册子读一遍，读的时候不许我和姑鸟儿在场，然后就去扫院子，教人跳舞教人唱歌。有时示范唱两句，唱得很好，可是舞没见她正经跳过，都是讲。她走路很快，吃得不多，大姑的信她还没还我，不知她看没看。信里说，小富，我们家就这么一个老幺，也到了艳粉街，去看看。她不听我们的，闹得不欢而散，都是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能决定她的命运，也不能决定她孩子的命运。孩子是她的，她要生下来，她不愿意指认大刘，说他是特务，自己丢了单位，这些都是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家事。我们记她的好，从小到大，她凡事都要做到最好，她也有这本事，她对人毫无保留，她吃亏她也甘愿，你还没习惯？我们就是跟着大溜儿，她活的是个自个儿，一直这样，各有各的命，难说哪个更好，你说是不是？那封信父亲让我看了，没让我回，所以我记得很牢。我在讲台上走了两圈，明天林牧师又要开讲，我学着他打着手势，众人的眼光都在我身上，可是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打开，对，肩膀放松，脚呢，你的脚呢。这时楼梯口传来脚步声，我赶紧钻进铺盖，眼睛盯着门口。没人进来。楼上似乎有动静，过了一会又有脚步声。是姑鸟儿，她穿着线衣线裤，抱着铺盖走了进来，放在讲台另一侧，离我足有五六米远，然后钻了进去。我走过去，看她闭着眼，头冲里。我把自己的热水袋递给她，说，三姑打你了？她没言语。我说，哭了？她说，没，快睡觉。我说，这讲台说好了给我睡，你说睡就睡，好像不行。她说，讲台成你们家的了？明天让我妈把你轰走，我自己睡这儿。这时楼上又有动静，有人压着嗓子说话。我说，你不说清楚，甭想睡，我精神了，一会准备翻俩跟头。她说，吹吧，腿跟棒子一样，劈叉都不会。我说，快说说，保不齐哪天手一滑，把你摔成傻子。她突然坐起来，看着我说，林牧师讲过，有个人叫约拿，在鲸鱼肚子待了三天三夜，没死，漂洋过海了，你说我能吗？我说，咋不能？鲸鱼肚子里很宽，比大船还舒服。她说，老高来了。我说，啥？她说，老高来了，他一星期总得来两回，这工人之家他说了算。我说，他家的？她说，不知道，反正他说了算，有人让他管。我说，前两天不也挂了牌子，叫光明堂。她说，那得他让挂。林牧师才来三个月，我们来这儿半年，老高在这儿四十年了。我妈说，他也崇拜林牧师，但是他那人脸变得快，跟他好怎么着都行，跟他不好他就整你，秋天的时候我们被他撵出去一次，后来又找回来了。我妈从来不把他当回事儿，每次来阁楼最后都是轰走，她说了，什么苦都吃过，不怕，不行就睡桥洞里。我说，问你个事儿，三姑就一直带着你单过？她说，废话，我们家就我们两个人。我说，她怎么从来不跳？有时我看她弄个身段，漂亮极了。她说，她发过誓，除了我爸，跟谁都不跳，睡吧。我不想睡，说，我想练个托举。姑鸟儿说，有病，大半夜练托举。我说，你那个大跳，我也会，比你跳得还远。我把被褥挪开，跳了两下，姑鸟儿乐了，说，鸭子啥样你啥样。我跳到讲台边，发现讲台边角的一块木板发霉了，用脚一碰，断了小半截。我说，嘿，这里头好像有东西。姑鸟儿爬过来看，我说，你胳膊细，够够，好像有个瓶子，纸包着。姑鸟儿脸巴子抵在讲台上，伸手去够。真有。牛皮纸包着。牛皮纸打开，里面包着几张白纸，白纸打开，是一个泥人像。一个女孩儿，没穿衣服，单腿站着，另一条腿向后伸。姑鸟儿，啥玩意？泥捏的？我说，好像是。姑鸟儿说，咋啥也没穿？我说，可能是没来得及，没来得及捏衣服。姑鸟儿说，嗯，确实捏得着急，你看这俩耳朵，都不一边大。我仔细看，还真是，一个耳朵很正常，耳廓，耳朵眼儿都有，另一个小了一圈，耳廓缩着，挡住耳朵眼，像是一块没发好的面团。我拿在手里看了一会，有点分量，泥人似笑非笑，好像有什么仅属于自己的心事。姑鸟儿伸手夺过来，把纸包回去，然后放在自己被窝里，说，睡觉。我说，啥意思？我先看着的。她说，别废话，我够出来的。我说，我要是没看着，你够个什么？她说，这光明堂是我们家住的，东西当然是我的，你没看见那个泥人是个跳舞的意思？更是我的了。我突然想起来廖澄湖的地图，在光明堂旁边画了个人像，我说，别急，容我想想，这里面肯定有典故。她说，别说话了，再说话我妈下来了。说完钻进被窝里，用被子把脑袋蒙住。我推了她几次，没有反应，我说，别一会放屁熏着自己。她也不出来。我只好也钻进被里睡了。

第二天傍晚，突然下起大雪，雪势之大，好像要把一冬的雪一次下完。林牧师的布道又很精彩，而且虽然下了大雪，这次比上次人还多，过道都站着人，我们的身边也挤了几个男女，身上还有雪花，无法轰走。三姑把姑鸟儿抱在腿上听着。她今天系了条旧丝巾，还略微画了点妆，可是变化不大，也可以说，效果不是很好，没有遮住黑眼圈。我在身后寻找上次那个老人，没有找到。今天林牧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该隐杀兄的故事，一个是亚伯拉罕献子的故事。“一天，该隐拿了些田里的出产，做祭品供奉耶和华。亚伯也从羊群里挑了投胎生的羔子，捡最肥的献上。耶和华惠顾了亚伯和他的羊羔，却不接纳该隐和他的土产。该隐大怒，一脸阴沉。耶和华问该隐：你为什么沉下脸生气？你要是做对了，我自然会接纳。做得不对，罪就蜷伏在你的门口，垂涎窥伺。就看你能不能将它制服……该隐对弟弟亚伯说：咱们去田里走走！来到田间，该隐突然扑向弟弟，将他杀了……耶和华说，你干了什么啊……”姑鸟儿可能是因为昨儿晚折腾，发烧了，中午没吃多少饭，此时烧还没退，在三姑怀里昏昏欲睡。该隐，该隐，这个名字真好听。讲完了该隐，林牧师又讲亚伯拉罕，底下突然有人问，林牧师，你有孩子吗？林牧师没有回答，继续讲亚伯拉罕在祭坛上铺好木柴，把儿子捆了，然后举尖刀在手，对准儿子。底下又有人喊：林牧师，如果你有孩子，你会把他送到山上，让他做燔祭的羔羊吗？林牧师看着问他的人，说，我不知道，上帝没有熄灭我所有困惑，但是上帝指引我前行。《希伯来书》里有段话，送给这位朋友：是的，人都怕落入永生上帝的手里，但是其实那是得福，到头来要享永恒之福，每当上帝给我们训示，就聆听；当他将圣言置于我们面前，就诵读；当他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

祷告完了，林牧师拿着箱子走过来，我注意到三姑有些微微发抖，我放了五角钱，三姑说，张默，你带着姑鸟儿上楼，我和牧师说两句话。林牧师说，不用，这儿说吧，来的都是一家人。三姑抱着姑鸟儿说，听你讲了这么久，我想问你，如果我虔诚地侍奉上帝，上帝能听见我的愿望吗？林牧师说，能听见，但是不一定会实现，上帝有更广大的愿望，包含了你的。你的愿望就像一滴水，上帝的愿望就像大海。三姑说，一生中，如果上帝不停地试炼我，但是我看不到希望，我要如何信仰上帝，上帝在哪？林牧师说，你有所依赖吗？三姑想了想说，有。林牧师说，我们所依赖的，我们称之为上帝。你有良心吗？三姑说，有。林牧师说，良心是上帝的声音。他摸了摸姑鸟儿的头，说，姑鸟儿发烧了。三姑说，好像是昨晚冻着了。林牧师从兜里掏出几片扑热息痛说，这药我老随身带着，给姑鸟儿半片儿半片儿吃。三姑接过，说，刚才说到愿望，牧师知道我的愿望吗？林牧师顿了一下说，无法全知，知道一点。三姑说，牧师知道我的依赖吗？林牧师说，知道一点。三姑说，刚才你的布道，有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林牧师说，什么话？三姑说，当你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南方远也不远，我没有家，我有这双腿，可以一直往南走。林牧师抱着箱子看着三姑，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他的眼睛变成了金色。最后他点点头，说，知道了。然后向下个人走去。

散场之后，我和三姑打扫讲堂，姑鸟儿吃过了药，在阁楼上睡了。三姑哼着歌，把讲堂扫了两遍，然后又接了热水，开始擦窗户。我想帮忙，她说，你歇着，看你姑怎么干活。我就坐在长椅上，看她爬上梯子，去擦墙上的高窗，我从来没见她这么高兴过。她说，你大姑的信我看了，她老了，算是半个明白人。当年你爸抽了我一嘴巴，说是因为我，他的档案里有了黑历史。我没还手，再也没回家，长这么大没人打过我。你大姑和你爸小时候都是闷葫芦，就我爱说。你爸还不如你大姑，有次让人打了，跟人家说，你等着，我找我妹去。你瞧他那点出息，你可别随他。我说，不能。她说，68年，大串连，家里就我去了，到哪吃饭都不给钱，认识不认识在火车上就一起唱歌。毛主席没看见，鞋挤没了，看见地下有别人的鞋，就穿着回来了。你大姑和你爸开始不让我去，等我回来，又缠着我问是不是看见了毛主席，我说看见了，满面红光，得有两米高，他们还真信了，后悔自己没去。我说，三姑，你还去过哪？她说，你爷你奶死，我都没在身边，现在想想，应该在，听他们给我留点话，你奶煮的大米粥，不放糖，但是是甜的，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咋做。

有段时间她不说话了，专心擦着窗户，讲堂里安静无比，只听见她均匀的呼吸声，我看着她的头发快要接触到房顶，她的身体在梯子上展开，像极了我举起的姑鸟儿。她在跳舞吧，不知和谁。这时楼下有自行车声，“哗”，停住了。三姑从梯子上下来，抹布扔在水里，一手拽着裙子边，一手放在胸口，看着门。不是林牧师。是老高。他的额头又是亮晶晶的，站在门口没走进来，头上身上都是雪，他说，雅风，出来一下。她回头去拿抹布说，忙呢。老高说，出来一下，有事儿和你说。三姑不动，在水里把抹布揉来揉去。老高说，林牧师让人捅了。三姑站起来转过身，老高说，在胡同口，离这儿二百米。三姑把抹布拧干，手擦了擦说，死了吗？老高说，死了。三姑看也没看我，跟着他往外走，我跟到门口，想起来姑鸟儿还在楼上睡着，就上楼把姑鸟儿抱起，用军大衣裹着，背上自己的书包，跑下楼。胡同口已围了不少人，林牧师脸冲下倒着，双腿笔直，礼帽在不远处的地上，一大片血，路灯在路的另一边亮着，似乎是肠子流了出来，沾着土，我看见他的脖子后面有个文身，是一对翅膀。大雪飞舞，朝林牧师身上扑着。三姑和老高站在近前，有人说，已经去派出所找人了。三姑盲目地摆了摆手，说，看见人了吗？没有人回答。她蹲下，翻了翻林牧师风衣的衣兜。左兜里是那本《圣经》，干净的，右兜里翻出一条粉色的丝巾，春天戴的，新的，带着标签，但是沾了点血。三姑把《圣经》夹在胳膊底下，丝巾展开了看，然后她把林牧师翻过来，我看见他的前胸和肚子有两大片血迹，嘴巴微张，下巴松弛，眼睛闭着，好像突然老了好几岁。三姑把他的风衣脱下来，盖在他身上。这时有人喊，阁楼塌了。我回头看，大雪把光明堂压低了半截，阁楼的木头垮下来，搭在房檐上。老高说，操他妈的，哪有这么大的雪？撒腿向光明堂跑，跑到几步折了回来，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给三姑披上。然后又向光明堂跑过去，好多人跟着跑，有人冲进家门，拎了一把铁锹。

三姑站了一会，有几次她蹲了下来，重又站起。中途她走到路灯底下，把《圣经》翻了翻，来回踱步，一手打着手势，在这儿呢，亚伯拉罕回答，我听见她小声说。然后又放进老高的外兜里。终于她好像发现了我，在老高的里怀和外兜摸，摸出二十块钱，说，带着姑鸟儿回家，兴许你爸已经回来了。我说，不能。她说，那你就带着姑鸟儿在你家等他，跟姑鸟儿说，我有点事情要办，回头去找你们。我说，你别走，我腿硬，当不了姑鸟儿的伴儿。她说，我永远是你三姑，肯定去找你们，跟你爸说，姑鸟儿吃的喝的，都记在账上，我不欠他，回头我跟你要人。我说，你到哪去？她拍了拍衣袋，什么也没说，然后把丝巾的标签撕下，系在脖子上，向着南面走去。南面堆着一片被伐倒的圆木，再往南我不知道是哪里，是不是那辆绿皮火车奔赴的土地。她没回头看林牧师，也没回头看我，风吹着丝巾，扬起带血的斑点，路灯照着她的影子，一会就不见了。

我从书包里掏出地图，背着姑鸟儿朝家的方向走。走过煤电四营的东门，有点迷路，这片土地夜晚的模样极其陌生，我在地图上寻找，下决心朝着一个方向走。姑鸟儿的头枕在我脖子上，发烫，我抓了把雪给她抹了抹，继续向前走，又走了不知多少时候，又看见煤电四营的西门，知道是在兜圈子，于是换了一个方向，重新走去。走了一会，突然看见黑暗里有人看我，我吓得身上软了，但是没跑，那人一动不动，外貌敦实。我说，我不认识你，我要回家。那人并不回答。我走过去，发现是那个雪人，少一只眼睛，漠然看我。这时我发现姑鸟儿醒了，她看着我的地图说，哥，你这地图上有美国吗？我说，有，不远遐儿。她闭上眼睛继续睡了。我提着一口气，在黑暗里用力走着，并在心里暗暗祈祷，父亲已经回来了。

二

所有的屋檐上都有雪，蓬松洁白，可是路中间的雪已经黑了，雪已经不是雪，给踩成了冰和泥。北风呼啸，路上柳丁帮姥姥抱着茶蛋箱，热乎乎的，倒是不冷，但是真沉，上面有根麻绳，不知道姥姥每天怎么背来的。柳丁并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还有其他的意义，甲乙丙丁，后面还有几个，他知道，但是就常用的范畴来看，丁是最末的一个，这让他时常感到不太得劲儿。他问姥姥，为什么给他起这么一个名字？这条街前后有不少年龄相仿的孩子，虽然各有各的绰号的，但是大名叫出来都很体面，杨旭，孙天博，连大老肥的真名都叫董佳远，虽然他是个哑巴，自己叫不出，但是会写。姥姥说，耽误吗？他说，倒是不耽误什么事儿，就是觉得有点，老师说，你这名字倒是好叫，就是有点不像大名，问我为什么叫这个。姥姥回头看了一眼艳粉初中的方向，说，有这精神头，把书好好念念，等你姥要死了，给你姥一口好吃的。柳丁说，包袱里没有个纸条，我妈写的我的名字？姥姥说，没有，纸条倒有，你妈就说她去北京，孩子我先帮着管，很快就回来接你。良心让狗吃了。柳丁说，纸条呢？姥姥说，扔了。柳丁说，姓柳是随你，但是为什么会想到丁字儿呢？快到家时，柳姥姥伸手一指，你妈把你扔在门口这个路口。柳丁说，你跟我说过。姥姥说，这不是一个丁字路吗？柳丁说，哦，丁字路。于是在1993年的冬天，柳丁十三岁的时候，他第一次知道了自己名字的来历，但是他想了想，不准备跟老师说。这天是周六，他刚被留了一级，原先的老师已经不是他的老师了。

此时柳丁已经长到一米七零左右，一百二十来斤。前一天在学校打了一架，把两个初三的孩子打坏了，一个骨折，一个脑震荡，本来要把他送到工读学校，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有时候因为一点小事情他就动手，打到后来，因为什么动手都已经忘了。姥姥到学校去闹，先提出请人家吃茶蛋，未果，然后便当着对方孩子的家长，在校长室的水泥地上打滚，说自己是五保户，把他弄走就等于要她的命，如果是这样，给条绳子，在这儿吊死省事儿。对方的家长看了看，姥姥不到一米六，穿着一条脏棉裤，上面都是油点，脚上一双黑棉鞋，脚后的鞋帮都踩没了，露着黢黑的脚后跟，都是冻疮。于是不再追究，给柳丁留了一级，同学们都读了初二，换教室，上二楼，他却得下一层楼，明天开始就跟初一的孩子一起上课。校长把事情处理完，家长们按了手印，校长问姥姥，你平常都给柳丁吃什么？姥姥说，没啥正经的，有时候一天就一顿饭。校长说，那他怎么长这么高？姥姥说，也许是随他爸，也许他爸高。

柳丁的姥姥一辈子受过两次严重的刺激，一次是柳丁的姥爷在矿上死了，一起死的还有二十几人，当时因为悲伤的人挺多，所以也就没那么特别难受，你家死了男人，我家也死了，但是等事情过去，越想越受不了。第二次就是柳丁的妈妈把孩子扔在路口，从此杳无音信。相较之下，姥姥认为他的姥爷被打成右派，下放到艳粉街劳动，倒不算啥大事情，至少人还在。所以她的精神似乎有点毛病，也不是毛病，大概是容易波动，街坊都这么说，但是街坊也不认为她是疯子，只是说她受过刺激。柳姥姥识字，能背千字文，也能写毛笔字，祖上行医，原先是个大户，搬到艳粉街之前，她不工作，姥爷在大学里当干部，姥爷死了之后，也没搬出去，右派平反之后给了点政策，柳姥姥要了一点钱，要了一间平房，在这儿住惯了，姥爷的坟就在旧矿址的后面，她也不走了。那天从学校回来，柳丁一直不说话，姥姥问他，怎么着，你还有功了？柳丁过去见过姥姥犯病，但是没这么严重，这次动静有点大，过去犯病通常是下午，姥姥午睡，突然惊醒，慌忙做了一锅饭，盛一碗，扣在饭盒里，撒腿往外跑。柳丁知道，姥姥是要给姥爷送去，可是矿已经没了，姥爷也死了二十几年了，一会她自己就能回来。柳丁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姥，都说你受过刺激，这下坐实了。姥姥看了他一眼，从他的手里拿过茶蛋箱，放在炕上，说，还都不是为了你？你姥是装的。柳丁心里想，一个人装疯，是不是也有点不对，或者说，装疯的人是不是也已经疯了？但是他没有说出口，他只是有点难过，因为他们俩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姥姥在他们学校门口卖茶鸡蛋，大清早起来煮好，中午装在一个木箱子里，上面盖上小褥子，抱到学校门口去卖。这天的事儿，肯定会很快传出来，本来她在门口卖茶蛋，就让柳丁有点不自在，如果再传他的姥姥是个疯老婆子，柳丁书也不想念了，想到这里，他真想回去打上一架，就是那几个证人，都把他们打傻，谁也别说出去。但是那帮人已经散了，现在回去也打不全了。

柳丁在打架这件事情上有些天赋，不单是个子高，力气大，而且能够抓住重点，反应极快。遇见个子小的，他便抓住对方的头发往下按，抬起膝盖猛撞对方的面门，遇见个子高的，他一般都先发制人，照对方裆部一脚，然后冲着变低的下巴就是一拳。有时缠斗起来，他也很有韧性，即使被压在身下，也绝不求饶，伺机反击，一旦被他翻过身来，往往下手极重，不把脸打花绝不停手。但是从另一方面，在打架这件事情上，柳丁有些个性，他一般独来独往。艳粉初中有一些团伙，经常出去抢劫艳粉小学的学生，他们的书包装着纯钢的锯条，用布条缠出一个把儿，然后躲在树林里或者不起眼的拐角，有时抢几个钱，有时抢些游戏币子，有时抢一根香肠。柳丁不做这种事情，虽然这些人他大多认识，他们也认识他，但是彼此没什么往来，柳丁有时饿了，也会管同学要点吃的，方式比较温和，哎，给我吃口，一般情况下他认为这是一种商量，而且很少有人拒绝他。去抢劫陌生的孩子，这件事情他想过，但是总是提不起劲，他知道他不用带家伙，站在那里，就比小学生高两头，一扒拉对方就是一个跟头，但是这种方式他觉得有点不对头。在他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夏天，也被人抢过，那时他还没长起来，虽然奋起反击，还是被几个大孩子按住，不单抢走了他的盒饭，还扒掉了他的裤子，这让他感觉极为屈辱，他蹲在地上收拾书包，鼻子里的血不住地往外冒，怎么擦也擦不干净，索性自己又给了鼻子两拳。盒饭是西红柿炒鸡蛋，大米饭，姥姥早起给他做的。每当想起这件事，他就想起了那种屈辱，光着屁股在地上捡东西，他甚至想起了自己没有父母，想起姥姥撇着小脚抱着木箱顶着太阳在校门口吆喝。第二天他弄了个麻袋，灌上沙子，挂在家门口的树杈上，每天对着它打一个小时。有时下了雨，沙子跟铁一样硬，他也打，手都肿起来，可是后来他再也没遇到抢劫他的人，就好像他们参透了他的内心，目睹了他把沙子装进麻袋的过程，然后机敏地避开了。

所以这天下午，柳丁跟着姥姥走回家的这段路程里，他又一次感到了屈辱和愤怒，不单是因为姥姥过火的表现，更是因为姥姥和他受到了一样的屈辱，而且似乎这种感觉在姥姥身上并没有多做停留，姥姥应该有些经验，估计姥爷死后，如此这般去矿上闹过，于是到了他这里便变成了双倍，变成了记忆的累加。那些真正实施过抢劫的大孩子，倒是从来不会被送到工读学校或者被留级，他们似乎从来不会被逮住，因为面对的永远是无法反抗的弱者，而柳丁打伤的高年级学生，其中一个好像是教务主任的亲戚，这才是重点，才是姥姥变疯的缘由。

柳丁打开箱子吃了两个茶鸡蛋，挺咸。刚入三九，玻璃上都是窗花。沙袋悬在树杈上，一动不动，如同已经结冰的水滴。所有的课程都没有意义了，因为从下周开始要重新开始，柳丁的成绩不差，尤其语文和历史学得不赖，他有一个好记性，不过因为数学物理的成绩不好，所以整体的成绩大概排在中游。又因为他经常挑事，所以给人一种成绩极差的错觉。概括来讲，老师喜欢单纯的学生，或者好，或者差，或者愿意读书，或者愿意打架，这样比较方便装进思维的抽屉里，柳丁的情况卡在当间，于是大部分老师便把他强行装进一个抽屉便于去管理。差生的抽屉。只有那个看门人，老赵，只有老赵似乎喜欢他，把他放进另一个抽屉。

老赵有点驼背，但不是驼子，只是腰弓得厉害，但是想挺直也能挺直，大部分时候他看上去一米六左右，有时候一米七。说是看门人，其实只是他的一部分职能，学生们管他叫赵老师，因为他也是德育老师，所谓德育老师，就是不在编制，但是可以动手整治学生。艳粉中学的校风一直不好，这个不怨艳粉中学，因为艳粉小学也这样，初中毕业能考上正经高中的孩子大概占百分之十，剩下的大部分离开艳粉街进入技校和职业高中，有的索性什么也不念，就在艳粉街上游荡。在春风歌舞厅和红星台球社，经常能看到艳粉初中的毕业生，男生女生，一直待到二十岁，似乎还没待够，每天无所事事，细长的脖子，叼着烟卷，也没饿死。基于这种情况，学校的德育老师就显得比较重要，在老赵之前，是老高，老高是个地头蛇，跟谁都笑眯眯的，从不动手，但是经常背后捅刀子，在他在的三年，好几个学生被他弄去了工读学校。后来他走了，据说是去艳粉街的北头，去管一个“工人之家”，那是成年人聚集的场所，所以大概是升迁。老赵来了。老赵第一天来的时候，穿着一件老头衫，和一条蓝色的帆布裤子，裤腿挽起，脖子上围着一条白手巾，哈着腰，像一个老工人。午休的时候，一个初三的学生在门口抽烟，一个女孩儿没穿校服，站在他旁边，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嗑瓜子。老赵走过去说，烟掐了。男孩儿看了他一眼，说，你谁啊？他说，烟掐了。男孩儿说，行了，烧你的锅炉去吧。老赵抬脚将他扫倒，从后腰掏出手铐，把他锁在学校外墙的铁栏杆上。女孩儿抱着瓜子跑了，瓜子撒了一地。男孩儿说，大爷我错了，下午还有课呢。老赵说，叫我老赵就行，我新来看门的，以后互相给些面子。男孩儿说，真知道错了，谁承想您还有手铐啊。老赵说，手铐是个形式，主要是看你火气挺大，让你冷静冷静。男孩儿说，我冷静了。老赵说，再冷静一会。

老赵平时待在门房里，门房没有暖气，学校给配了个小炉子，烟囱顺着窗户支出来，老赵就在炉子上烧水热饭。自那次之后，学生们都知道他，听说了吗，来了个看门的，有铐子，手黑。柳丁也听说了，觉得挺有意思，这对他不像是某种震慑，倒像是一种奇闻。过去的老高自己有家，这个老赵似乎没有，就住在门房里。早上上学，冬天的时候，大老远就能看见门房的烟囱冒出了烟，老赵蹲在校门口刷牙，他只穿了件单衣，还穿着塑料拖鞋，大脚趾翻着，水吐在地上，一会就冻成了冰。柳丁观察过他刷牙，他从来没看过刷牙这么使劲儿的人，把牙刷捅在嘴里，好像在掏什么，横竖飞快地运动，牙刷把儿都被他的大拇指压弯了。柳丁在心里下了一个结论，这人当过兵。但是他的腰又很弯，这个是矛盾，不过他还是确定他当过兵，这让他又多了点亲近感。因为柳丁也想当兵，初中毕业之后，他想去出去闯荡，想去北京，这是一个选择，因为姥姥跟他说过，他妈离开家的时候，说是要去北京工作，之前在春风歌舞厅当收银，有时候也下场跳。这是他后来打听出来的，他妈也下场跳舞，陪人跳三支曲子，五块钱。家里没有他妈照片，姥姥拒绝跟他讨论关于他妈的更多事情，有时他刚起头，姥姥就说，问你妈去。他在春风歌舞厅蹲守过，问过一些人，他们说他妈大概一米六五左右，长头发，方脸，有点兜齿，走路有点内八字，细腰，抽红梅，跳慢三跳得最好，关键是耳朵，他们说，他妈有一只耳朵有点萎缩，比另一只小一圈，平时看不出来了，用头发挡着。他觉得兴许能在北京的舞厅找见他妈，但是其实他最想干的，是当兵，他觉得一旦他当了兵，肯定能混出点名堂，他适合当兵，他有力气，不怕吃苦，老兵他也不怕，大不了挨几顿揍，也能熬出头。

有一次班里的储物柜打不开了，里面放着搓子和条扫，上面有个锁头，好像进了水，锈死了，钥匙怎么捅也捅不开。老师说，柳丁，你弄弄。柳丁试了试，钥匙“嘎嘣”一声折在了锁眼里，他伸手拽那个锁，没用，锁鼻儿很结实，柜子都让他从墙角拖了出来，还是打不开。老师说，行了，再弄柜子都让你弄回家了，去把老赵找来。柳丁敲了敲门房的门，说，赵老师。老赵说，门没锁，柳丁推门进去，看见老赵正坐在床上，在用块布擦一支口琴，他还会吹口琴，怎么没见他吹过？柳丁说，赵老师，咱班的柜子打不来了，老师让我叫您过去瞅瞅。老赵把口琴放在枕头上，说，叫我老赵就行。他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也许是钥匙链，也许是手铐。到了柜子前面，老赵看了看说，硬给弄开，怕是柜子要坏。老师说，弄吧，要不这玩意也多余，就是点扫除的东西，墙角一放就行。老赵一手把着柜子沿儿，伸手一拽，连门带锁拽了下来。放学之后，柳丁又来到门房，敲了敲门，老赵说，门没锁。柳丁走进去说，赵老师，我叫柳丁，住在艳粉街西头。老赵说，你们班那柜子又锁上了？柳丁说，没有，我想跟你掰掰腕子。那是秋天的傍晚，天色微暗，门房里还没开灯，碎煤散发出干燥的香味，暖烘烘的，有点让人气闷。一壶水开了，老赵把水壶提下来，给炉子盖上炉圈。柳丁说，我叫柳丁，我想跟你掰掰腕子。老赵说，你多大？柳丁说，我十三。老赵说，我得去扫地，满操场都是叶子。柳丁说，扫完呢？老赵说，扫完我得把叶子烧了，然后巡楼。柳丁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掰不过你？老赵说，不是，是我从来不掰腕子。说完老赵从墙角拿起一把大笤帚，走出门去，柳丁跟在后面。操场上没有人，叶子满地，操场四周有一圈杨树，大杨树，叶子快掉光了，有的树皮开裂，露出黄色的内胆。老赵慢慢地把树叶扫成一堆一堆，一个老师推着自行车，从楼后走出来，赵老师忙呢？啊。叶子真多啊，明儿又是一堆。是啊，掉光了就好了。老师骑上车走了。老赵扫了大概一个小时，掏出火柴，把叶堆燃起，火苗不大，就是尖顶那么一小撮，但是烟不小，风一吹，好像烽火台一样，要向远方传出讯息。柳丁说，赵老师，你当过兵吗？老赵拄着扫把看着火堆，说，没有。柳丁说，你别骗我，我也想当兵。老赵说，我没当过兵，我是老百姓。柳丁说，你从哪来？老赵说，你为什么想当兵？你爹妈舍得？柳丁说，我没爹没妈，跟姥姥过，我最适合当兵了，你觉得我适合当兵吗？老赵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估计你姥姥得想你。柳丁说，我能带我姥姥一起去吗，她能做饭，能让她在队伍里做饭吗？老赵说，我没当过，但是好像不能。叶子又掉了，你帮我扫一堆。柳丁接过扫帚，老赵说，你爹妈呢？柳丁说，没见过。老赵点点头说，今天太晚了，明天是周几啊？柳丁想了想说，明天是礼拜天。老赵说，礼拜天，我明天早上六点去影子湖钓鱼。柳丁说，你新来的不知道，影子湖鱼不少，但是有毒，没人钓。老赵说，是吗？我钓过好几次了。柳丁说，吃了？老赵说，吃了，两扎长的小鲤子，还有小净鱼，都挺肥。柳丁说，没事儿？老赵说，挺好吃，没有土腥味。为什么有毒？水挺清。柳丁抬眼看，枯叶燃起的烟越来越浓，飘荡在操场上，他从小就知道影子湖不能游泳，鱼也有毒，但是为啥，没人跟他讲过。他又把老赵看了看，老赵是个长脸儿，嘴边有一圈青胡子楂，胳膊上的血管很清晰，好像叶子上的暗纹。他说，明早几点？老赵说，六点。他说，你能教我吹口琴吗？老赵说，那还不把鱼都吓跑了？他说，你能带着吗，万一钓完了鱼想吹呢？老赵说，行，你带口饭，钓鱼没时候儿。柳丁走开，有一棵树下的落叶极多，不知道是不是芯空了，他走过去把叶子扫到了一块。

当天晚上睡觉之前，姥姥正给他冬天的棉裤重新续棉花，原来的棉花都扁了，抻出来跟烤鱼片差不多。他琢磨着怎么跟姥姥说，大清早出去，还得带盒饭。姥姥说，明儿早起我去趟西边。柳丁说，干吗去？姥姥说，前趟房儿老种太太跟我说，北边的工人之家改成了个堂口，叫什么光明堂，有个人在里面讲道。柳丁说，讲道？姥姥说，据说是讲什么上帝，她去年中风，脸歪了，听了之后，现在正道不少。柳丁说，你又没病，听那玩意干啥？姥姥看了他一眼说，我是没病，但是我老了，听听防一防。我给你留点饭，晚上回来。柳丁想问问影子湖的事儿，姥姥后半辈子都住这儿，肯定知道，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这人最不能撒谎，只要一张嘴就得漏，柳丁从炕柜里拿出被，爬到炕里头睡了。

柳丁从厨房出来，看见姥姥在盘头。刚才在校长室闹完，头发随手梳了梳，不太整齐，她把头发撒开，其实没有多少，稀楞楞的，不是雪白，是灰白，在脑后盘了一个圈，用网兜罩上。从柜子里掏出一双新布鞋，穿上。柳丁说，又去听讲？姥姥从炕席底下抽出一个小册子，说，不是听讲，是做礼拜。柳丁说，你还真信了？听一次多少钱？姥姥说，不要钱，看着给。柳丁说，那不还是要钱？姥姥说，小孩崽子，懂什么？其实柳丁心里挺愿意姥姥去，一是家里没人，自在，二是自从姥姥去听讲，好像再没犯过毛病，好像已经确认姥爷死了，彻底死了，再没端着个碗往外跑。第一次听完，回来姥姥哭了，说了很多姥爷的事儿，柳丁听得挺厌烦，姥姥过去不哭，一哭起来没完没了，老泪，眼泪顺着皱纹流到脖子后面去了。姥姥说姥爷在矿上是班长，塌方的时候，他开始跑出来了，后来又进去救人，结果二次坍塌把他砸在了里面，据说死的时候身体没伤，是土掩进了口鼻，憋死的，1972年的事儿。姥姥说，那时候比现在强，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是爱折腾，但是那时大家都一样，都穷，都难过，比较平衡。姥爷活着的时候跟姥姥说，如果残了，她得照顾他，不能把他扔下，如果死了，她就带着姑娘改嫁，他在那头也算是心安。就因为这一句话，姥姥一直没改嫁，一个人把柳丁的妈妈拉扯大了。柳丁说，那年我妈多大。姥姥说，十三。柳丁说，跟我现在差不多，讲讲我妈。姥姥说，不讲，没爸的孩子养不熟。你姥爷就是脑袋死，以为凡事向前冲能给他平反。柳丁一听，这话有点指桑骂槐，问也白问，姥姥这人倔得很，就算是听了上帝，在他妈这块，还是不松口。他知道不为别的，就是不想让他去找。姥姥把布鞋套在脚上，手里拿上小册子，那本小册子她极宝贵，没事儿就翻着看，看完就放在炕席底下，出门买菜都带着，柳丁从来没看过，他觉得这玩意不像是一本书了，有点像姥姥的护身符。姥姥说，今天犯了罪。柳丁说，啥时候？姥姥说，在你们校长室，一点体面也没有了，生气，撒谎，都是大罪。柳丁说，我要是被送到工读学校，罪不是更大？姥姥说，也许那是主的意思呢？柳丁心想，主要把他送到工读学校，是个什么意思？如果主是这个意思，那跟他真不是一路人。姥姥自从去听了讲，好处是有，也有坏处，就是老是内疚，老在揣测主的意思，好像是佃农，老在揣测东家的意思，但是东家看得见，摸得着，有事儿可以当面商量，这位主，看不见，摸不着，到底是个什么意思说不清楚，还得靠那个牧师传话。姥姥说那个牧师姓林，主的意思都知道，问不倒他，柳丁不知道牧师是干什么的，听着有点像班干部，把老师的想法传达一下，有时候还打点小报告。过去每次打架，回来姥姥一般用条扫嘎达再抡他几下，也不疼，就是让她撒撒气，最近姥姥不打他了，老是为他求情，跟主说他这孩子没人管，她一个老太婆也管不好，不是他的错，请主担待一下。有时还跟林牧师说，据说林牧师知道他这个人，为他祈祷过。这更让柳丁对主和林牧师有点看法，本来一个人管他，现在又多出俩，还都比姥姥官儿大，打一顿没啥，老是叨叨咕咕，一起研究他，这让他有点受不了。姥姥现在总说，只要她活着，柳丁不能离开她半步，有一天她死了，让主多照顾他，希望他能立事，自己混口饭吃。柳丁心想，无论是当兵还是去北京，都是自个儿的事儿，可别落到什么主的手里。所以姥姥让他一起去听讲，他从来不去，不是说要写作业，就是脚疼屁股疼。姥姥让他一起祈祷，他也坚决抵制，有时没有办法，做做样子，姥姥闭着眼，他也闭着眼，姥姥不说话，在心里默念，他也不说话，在心里说，主，如果您真是个正经人，就告诉我我妈在哪，给个提示。

提示从来没出现过，这在他的意料之中。

早上起来姥姥已经出发了，桌子有一盘馒头和一盘拌的撇了丝儿，辣椒油是姥姥自己榨的，塔尖一样盘踞在盘子中央。柳丁找了一个最大的饭盒，塞了两个馒头进去，撇了丝儿装了二分之一。走到影子湖得一个小时，柳丁先吃了一个馒头，喝了一大缸子水。影子湖在艳粉街的中部，如果从天空中俯瞰，有点像暴风的眼，平静的中央。柳丁小时候去过一次，跟着大老肥他们，回来挨了一顿好打，没再去了。他只记得那是一片大水，望不到边，水很清，一面是高峭的石崖。那年大老肥十二岁，脱光了自己站在崖上，跳入水中，其他孩子都羡慕大老肥胆儿大，水性也好。回来没几天，大老肥发了一场高烧，好了之后就成了哑巴。他记得他一进家门，姥姥的巴掌就到了脸上，姥姥审问他，下没下水？他说，没有。姥姥又扇了他一个嘴巴，问，下没下水？他说，真没有，都没到近前，就看大老肥跳水了。姥姥从小房儿里拖出一个大木盆，给他洗澡，都是肥皂沫子，倒了再洗，洗了三四遍。柳丁走到影子湖时，看见老赵已经坐在那了，屁股底下有个小马扎，身边放着罐头瓶子，里面有蠕动的蚯蚓。秋日的清晨，太阳还没完全出来，挺冷，风掠过湖边的枯草，直往柳丁的衣襟里钻。湖面还是那么大，石崖隐在微暝里若隐若现，湖面起了点细纹，但是总体还是安静的，跟他记忆里一模一样。他确定自己来过，小时候的记忆不是梦。老赵捏着渔竿，弓着腰，另一只手夹着一支卷烟，卷烟浓重的烟草味儿是他唯一能感觉到的现实气息。老赵仰起脸说，来了？柳丁说，来了。老赵说，兜子里还有个马扎。柳丁打开马扎坐在老赵身边，跟着他一起望着湖面，望了好一会。老赵说，带吃的了吗？柳丁打开饭盒，馒头膨胀了，把撇了丝儿挤到了边上。老赵的保温瓶里有茶水，茶叶搁得很多，几乎是半瓶子茶叶半瓶子水。柳丁说，有鱼吗？老赵说，有，还没上钩。等了一会，柳丁说，你从哪来？老赵说，北面。柳丁说，真没当过兵？老赵说，没有。为什么觉得我当过兵？柳丁说，一种感觉，有次看你刷牙，有了这种感觉。老赵说，我刷牙快，但是没当过兵，我蹲过九年监狱。渔竿动了一下，老赵往怀里拉，又松了，老赵说，饵吃了，但是跑了。他拿出一只蚯蚓，用小刀斩成两段，一段放在鱼钩上，一段放回罐头瓶子。柳丁说，你为什么进监狱？老赵说，为朋友，捅了人一刀。柳丁说，为朋友。老赵说，那人命大，没死，捅在了心窝子。那人真够硬气，一躲没躲，以为我不敢扎他，朋友也真是好朋友，替我赔了钱，要不我也死了。老赵说，“武斗”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捅过人，用扎枪，现在他做生意了，在北京，让我过去，我想攒点本钱，合伙，不想打工。柳丁说，在北京？老赵说，在北京，在里头的时候，他给我写过信。柳丁说，你去过北京吗？他说，很久之前去过。柳丁说，你见过一个女人吗？一米六五左右，方脸，一个耳朵有点毛病，有点抽。老赵看了看他说，没有，当时坐火车去看毛主席，没看着。柳丁说，监狱里什么样？你还有副手铐。老赵说，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我就买了一副手铐，在里面老被人铐着，现在我自己也有了一个，踏实。本来我不驼背，在里面，有时候和老警不对付，他们就把我搁笼子里，站站不起，坐坐不下，后来腰就坏了。柳丁说，你屈服了吗？老赵笑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老赵笑，虽然他用力刷牙，可是牙齿很黄，还有几颗不在上面，老赵说，问在了点子上，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叫屈服，你叫什么丁来着？柳丁说，我叫柳丁。老赵说，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几十年前，我们国家谁也不怕，老美来了，打跑，老黑吃不上饭，我们自己饿着，给他们粮食。那时我们是个男人，现在我们是个娘们了，但是你自己，要做个男人。柳丁说，你那烟给我抽一口。老赵递给他，他掐住吸了一口，没敢往下咽，从鼻孔喷出去了。老赵接过烟说，我在里面九年，出来一看啥都变了，没意思了，就你还有点意思。记住，打架打比自己高的，别打比自己矮的。老赵把烟头翻转，燃着的一头放进嘴里，几秒钟之后拿出来，吐出一打烟圈。柳丁说，怎么弄的？老赵说，回头教你，咬钩了。一条大肥鲤子，青色的，离开水面时奋力甩着尾巴，老赵顺着它的力量使劲，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鱼摔在湖岸上，老赵拿起来往石头上一磕，然后扔进准备好的篮子里。那天两人待到很晚，鱼钓上来不少，有大有小，晚上凉了，老赵把自己的夹克脱下来给柳丁披上，两人说了不少话，柳丁讲了些自己的事情，也努力讲了点母亲的事情，虽然很少，有的是他编的，但是老赵似乎非常相信。他说他的母亲是个特别漂亮的女人，在艳粉街很有名，而且很善良，兜里老揣着糖，遇见小孩儿就给，后来被坏人拐走了，坏人盯了她很久，看她生下孩子，马上把她绑起来带走了。老赵说，是这么回事儿，女人都不容易。老赵教柳丁吹口琴，柳丁怎么吹也吹不出声音，老赵说改天再教他，然后自己吹了一首曲子，柳丁听着听着，有点想哭，使劲儿忍着，到底没让眼泪流出来。老赵说这曲子叫《友谊地久天长》，是一个电影里头的，电影里也有个漂亮女人，后来因为羞愧，跳进水里死了，那是他在监狱里看的，那女人美极了，说话时扬着脸，电影放完，有人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还跟狱警打了一架，后来再也不给他们放这种电影了。柳丁说，你去北京，能带着我吗？老赵说，我的钱还没攒够。柳丁说，我说攒够了的。老赵说，那你姥呢？我带不了俩。柳丁说，我先去，然后再来接她。老赵点点头，说，我看出来了，艳粉街容不下你，只要我走，就带你走。但是话说在前头，吃饭的钱得自己挣，找你妈是另一码事儿。柳丁说，说话算话，我给你打工，咱们定个约吧。老赵伸出手，柳丁也伸出手去，老赵的手又硬又冰凉，像把钳子。

下雪了，应该说是雪接着下了起来，中间停了那么一会，他和姥姥从学校走了回来。姥姥上路了，雪又下了起来。粉末一样的雪，密密麻麻，柳丁给炉子续了点碎煤，心里头有点悲凉。书，念下去没什么意思了，炕上烤着他的鞋垫，鞋垫回来的时候都湿透了，被踩得变形，现在死鱼一样躺在那。上次钓过的鱼，老赵吃了，他喝了点汤，很鲜，乳白色，可以说好喝极了，但是鱼肉他没敢吃，也不是害怕，就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顾虑。老赵连鱼刺都嚼了，这可能是他在里头养成的习惯。后来老赵又带他钓过两次鱼，准确地说，不是钓而是网。老赵在冰面上凿个窟窿，下个网子，一会就是一堆，老赵还陪他去西边的火车道看过火车，他说他想看火车，老赵说那就去。一列绿皮火车隆隆而过，窗户都挂着肉色的窗帘，远处有两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也驻足在看，旁边还有一个雪人儿。老赵说，现在的火车真快。柳丁说，是啊，一下就过去了。老赵说，过去我扒过火车，现在不行了，太快了。柳丁说，你说车上的人知道他们刚才经过了艳粉街吗？老赵说，说不准，也许不知道，连个牌子都没有。柳丁说，如果我在车上，我就能知道，我一眼就能看出来。老赵说，那是现在，再过十年，你也看不出来。柳丁没有回答，但是他觉得他能，就算再过二十年，只要是他从窗户往外看一眼，就能知道路过的是不是艳粉街。回去的路上，老赵哼起了歌，他不是哼给他听的，他就是下意识地唱了起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爬上飞快的火车，

像骑上奔驰的骏马。

车站和铁道线上，

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

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

闯火车那个炸桥梁，

就像把钢刀插入敌胸膛，

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

柳丁时不时抬头望一望他，老赵这时有点不像老赵，他的一只手轻轻地打着拍子，脚步也比来的时候快了一些，踩得雪地吱吱直响，歌词他记得是那么清楚，唱完了一遍再从头开始唱，一直唱回了学校。

柳丁把鞋垫放在炉膛边上烤了一会，塞进棉鞋里。他在炕柜里翻了翻，没找着自己的帽子，发现了一个皮顶，应该是姥爷的，他掏出来戴上，有点逛荡，但是能戴，只是毛都瘪了，有一股樟脑球味儿。他翻开炕席，在炕尾的砖缝里，找到几张过期的粮票，放回原处，又找到两块钱，带在身上。书包里有草纸，他拿出一张，写了几行字：姥，书念不念没啥意思了，我还是得去找我妈，到了北京我就给你写信，如果想起了关于我妈的什么事儿，就在回信里告诉我。住的地方都找好了，不要钱，回头我就来接你。柳丁。写好之后他仔细看了看，又加了一行字在底下：请让你的主保佑一下我。正是傍晚，天却黑了下来，外面的雪越下越大，好像天上的兜漏了，雪花如同翻卷的睫毛，漫天飞舞，柳丁把书包倒空，塞了几件衣服背在身上，把门锁好，皮顶的耳朵放下来，向着学校的方向走去。

走到学校时，柳丁的眉毛已经结冰，双脚像石头一样凉。推开门房的门，灯没开，只看见小屋中央的炉子微弱的火光，他跺了跺脚，掀起皮顶的耳子，掸雪，这时看见老赵歪在里头的单人床上，身上掩着被，鞋子支在外面。柳丁说，睡了？老赵动了动，柳丁说，我让学校整了，留了一级，你借我点钱，我先去北京。老赵坐了起来，后背顶着墙皮，说，帮我卷颗烟。柳丁发现老赵的脸颊绯红，眼睛里都是水，额头上起了几个水泡。烟丝和烟纸放在门旁边的高低柜上，柳丁帮他卷好递过去，老赵说，离我远点，我起了水痘。柳丁退了两步说，水痘不是小孩儿起的？老赵说，谁知道？可能过去没起过。柳丁看见炉子旁边的铝饭盒里，有条鱼尾巴，已经凝了，黑漆漆的，十分肥硕。柳丁说，跟你说了那鱼不能吃。老赵说，和鱼没关系，可能是着凉了。本来今天我也要找你，有个好消息说给你。柳丁说，啥好消息？老赵说，今天晚上我们就能去北京，可惜我走不动了。柳丁有点兴奋，不在乎什么水痘了，向前走了一步说，为什么能去了？老赵说，我应下了一个事儿。柳丁说，什么事儿？老赵说，和你没关系。我应下的。柳丁说，我们握过手，别忘了，你是不忘了？老赵抽了一口烟，从羊毛衫里头摸出两百块钱递给柳丁，说，你先去，我问了，你走到北面的长客站，先坐到山海关，到那换车进北京。到北京找个电话亭打这个电话，找江经理，就说是赵戈新的朋友，回头我去找你，跟你会合。柳丁接过钱和纸条，说，钱哪来的？老赵说，别问，现在就走。柳丁看见枕头底下有个木把子，伸手给抽了出来，是一把匕首，大概两扎长，血槽很深，已经开了刃，像是刚磨的。柳丁说，说吧，不说我不走，就在这儿盯着你，你也什么也干不了。老赵想了想，把烟蒂扔在地上，说，有人找我处理点事情。柳丁说，嗯，处理点事情。老赵说，是一个人，一共一千块，剩下的八百事情办完了给。柳丁说，一个人？老赵，一个歹人，七年前在佳木斯卸了一个人的胳膊，人当时没死，后来死了。这人据说很狠，这不是他唯一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在里头有人想弄他，都没弄死。柳丁说，真有这么坏的人？老赵说，有，很多，你太小，看不出来。老赵因为高烧，好像年轻了几岁，嘴唇像是涂了口红。柳丁说，你准备怎么干？老赵说，本来打算今天干，据说他明后天就要走，去南方，现在人在艳粉街。柳丁说，就在我们这儿？老赵说，嗯，原来姓李，现在说是姓林。这不单是钱的事儿，你懂吗？不单是钱。柳丁说，他住在哪？老赵看了他一眼说，不知道，每天都换地方，但是都在艳粉街里头，他现在是牧师，有挺多人信他，他就住在那些人家里。柳丁感觉到有点气闷，屋子太小了，炉子烧得有点旺。老赵说，他每个星期天都去工人之家开讲，上周我去听了，这人嘴厉害，很能骗人。柳丁有点恍惚，随口问，讲什么？老赵说，上帝，天堂，地狱，他不会真信，真信就不敢讲，他得问问自己去哪。柳丁说，你确定是他吗？老赵说，确定，说他脖子后面有个文身，是一对小翅膀，我看见了，他抱着箱子收钱，我走到他背后看了一眼。柳丁说，但是他明天就要走了。老赵说，今天我动不了他，但是事儿我应下了，无论他走到哪，我都得找他。柳丁说，万一找不到呢？还去北京吗？老赵说，能找到，就像你找你妈，只要想找，肯定能找到。柳丁说，多久？你准备找多久？老赵说，时间我说不准，一年半载，三年五年，这人在我心里头有了，事儿我一定得办。柳丁这时觉得自己挺孤独，从来没有这么孤独，就是小时候被人按在地上痛打时，也没这种感觉。他说，今晚他在？几点？老赵说，你别掺和。柳丁说，刀我拿了，人我也知道，你拦不住我，给个准信更保靠。老赵想下床，但是浑身发抖，一点力气都没有，匕首在柳丁手里，距离他一米远，他抢不回来。老赵说，你弄不成。柳丁说，你教我。老赵仰头闭了一会眼睛，好像话说累了，停了一会他说，人的路都是自己挑的，我是没后悔过，保不齐你会后悔。柳丁说，事情办完我就坐汽车走，你能走了，来北京和我会合。老赵把口琴递给他，说，晚上七点他开讲，口琴送你，你到北京万一老江有什么疑问，给他看一眼。老赵从腰后面拿出手铐和钥匙递给他，说，带着，尽量别用，给你压阵。最后他说，门背后的衣服挂上有一个皮夹克。柳丁把夹克摘下来，那是一个黑色的旧皮夹克，皮子已经很软了，但是挺沉。老赵说，你左手拎着脖领子，站在侧面，捅两刀。柳丁捅了两刀，老赵说，低了，再高点，兜上面。柳丁又捅了两刀。老赵说，把胳膊抡起来，尤其是第一刀能抡多高抡多高，一刀下去就得让他不会动，然后再在肚子上捅。柳丁说，知道了。老赵说，完事儿之后，你把刀扔在草丛里，走远了之后，再把手套扔了。柳丁看见了血，血在雪地上，一会又让雪盖住了，老赵说，如果后悔了，也把刀扔了，直接坐车走。如果打不过，就跑，知道吗？柳丁说，车费一共大概多少？算上倒车。老赵说，一共啊，五十几块钱吧。柳丁把刀放进书包里，从手里拿出一百块放在高低柜上，放下皮顶的耳子，推门走了出去。

三

雪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而是越下越大。姑鸟儿的呼吸声在我的耳边，很均匀，但是吹出的气不像刚才那么烫了，可能是扑热息痛起了效果。我用手掐了掐她的腿，说，别睡。她没有说话，我说，别睡，一会我累了，还得你背我呢。她微微抬起头说，好意思吗？我说，你睁眼看看，自从我记事儿，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雪。此时的雪已如同铁幕一般，在身体周围降下，看不清草木，路灯有的灭了，有的亮着，有时就是极长的一段黑暗。风也一点点起来了，先是像无数指甲扫过脸颊，然后便像巨人扯着你的衣领，好像有什么要问。风来的方向，应该是北，我在心里这样想。刚才认出的景物，全都模糊不见。姑鸟儿说，林牧师死了？我妈走了？我说，你知道？她说，我迷迷糊糊的像是做了个梦，是真的？我点点头。姑鸟儿说，我妈去哪了？我说，我不知道，但是得回来。她说，你咋知道？我说，林牧师讲过，有人活着是吃饭睡觉，有人活着除了吃饭睡觉还为寻个究竟，三姑寻到了这个究竟就回来了。姑鸟儿说，究竟是啥？我说，我说不清楚，但是肯定值得找。姑鸟儿说，说实话，我觉得我妈迟早得走，不知为啥，一直有这种感觉，但是我以为她会带着我。林牧师呢？林牧师跟她一起去了吗？我是说灵魂。我想了想说，差不多吧，不是差不多，是肯定去了。三姑说了，她去的地方艰苦，不让你跟着受罪，光明堂让雪压倒了，回头在我家碰头，不会太久。

一股大风吹过来，我手一松，捏着的地图被风吹走了，回头去看，已经不知道吹到哪里去了。我心想，完蛋了。姑鸟儿好像叫这雪弄的兴奋了一点，比刚才轻了。她说，别捡了，我们就沿着路灯走。我说，行，也只能这么办。又走了不知道多久，她说，哥。我说，啊？她说，你看，那是个人吗？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在正前方，果然有个人影，提着个什么东西，弯腰走着。我先是吓了一跳，回头又觉得挺好，这条路上竟然还有人走，也许他知道方向。我说，姑鸟儿，别害怕，我喊他一声。姑鸟儿说，不怕，你大点声。我鼓了口气喊道：前面的朋友？那人停了一下，我喊道，这条路是往哪去，西街还是东街？那人突然又动起来，而且挥起胳膊奋力一掷，把手中的东西丢了，他不是走动，简直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起来。姑鸟儿说，他扔了个什么？我说，看不清。那人跑了两步，跌了一跤，站起来又跑，头也不回。我说，我吓着他了吗？姑鸟儿说，好像是，让你大声点，你声儿也太大了。她好像精神了，脖子挺起说，看他扔了个什么。我说，雪吹得我睁不开眼，你还管这个。她说，就应该在这儿，我看他没扔远。我说，别找了，我快没劲儿了，咱们就得冻死在这儿。她说，在那，那有个把儿。我低下头，从路边的雪里把那东西抽出来，是一把匕首，我说，我书包里有手电筒，刚才没有手，你帮我照一下。姑鸟儿一照，上面是漆黑的血。姑鸟儿大叫一声，我说，别害怕。我心里怦怦直跳，错不了，不是推理，几乎是一种直觉。我说，这人捅了林牧师。姑鸟儿没搭茬。我说，嗯，是他，要不然三姑也不能去寻究竟。姑鸟儿一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一手把匕首放在书包里，我说，你干吗？她说，我一害怕，出了一身汗，现在不冷也不热了。我说，咱们挨着路灯走，肯定能走出去，现在路灯还没断。说这话时，我其实朝着另一个方向看过去，那里漆黑一片，手电筒的光扫到一点，好像是一片柳树林，那人一头钻进里面去了。姑鸟儿说，你这里头有几节电池？我说，四节三号的，新的。姑鸟儿说，兴许能挺两个小时。我说，你怎么想的？她说，我能下地走。我说，不用，你贴着我我不冷。她说，别说了，哥，追他。

柳树林里的雪更厚，没过了半截小腿，而且脚下开始变得极不平坦。我的双手正在失去知觉，好像石膏打的。姑鸟儿一手搂着我的脖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光束里，只能看见四处纷飞的雪花和光秃秃直挺挺的树干，我心想，如果那人不像我们这样一根筋，只是循着一条直线走，而是在里面跑了两步就从前面绕了出去，那我们现在的行为，几乎等于自寻死路，如果那人像我们一样执着，或者说慌不择路，笔直地向前跑去，那我们跟随着他，在这样一个前从未有的雪夜，跟随着一个迷路的凶手，也几乎等于自杀。但是也许是我们有两个人，也许我们有一个手电筒，或者说，也许我们的心里有林牧师的某部分东西，他的声音傍晚的时候还曾响起：人都怕落入永生上帝的手里，但是其实那是得福，到头来要享永恒之福……当他伸手召唤，就回答：我在这儿。我不知道我们现在走在什么方向，是三姑远去的南边吗？《圣经》揣在她的左兜里，她说什么来着？我没有家，我有这双腿，南方远也不远。我的眼毛在结冰，每次眨眼都觉得有点刮碰，我的鼻涕流出来，冻在上嘴唇上，我无法抬手去擦。姑鸟儿把手电筒闭一会开一会，她知道光有一点拖尾，关上之后的十几秒钟里，我们还是走在刚才的光束里。一直向前走了不知道多久，她再一次打开手电筒时，我吓了一跳，我们已经穿出了柳树林，前面是一片辽阔的平地，因为实在太过平坦，我担心是自己出现了幻觉，我说，姑鸟儿，你看见了吗？姑鸟儿说，看见了，很平。在这片平地上，一时没有风，雪笔直地落下来，好像大雨在浇注这片土地，风突然来了，把雪花都摔在我们脸上。我踉跄了一下，姑鸟儿说，你看。

那人在前面。光束扫到了他的脚后跟。我咬牙跟上去，脚下一滑，差点摔倒，那人走得也不快，我看见他回头朝我们看了一眼，然后奋力跑了两步，又慢了下来。姑鸟儿把手电筒掉转，四下去照，我说，干吗，跟住啊。她说，有点不对。我说，怎么不对？她说，那边有个崖，你觉得滑吗？我说，我都滑半天了，没看见？她说，哥，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影子湖上。我停住脚步，姑鸟儿说，放我下来，咱俩摞一块，太沉。我放下姑鸟儿，两只手一时弯不回来，我慢慢把它们挪到身侧，上半身整个酸麻，一股暖流从眼眶里溢出来。姑鸟儿说，我听我妈说，这个冬天有人到湖上偷鱼。我说，不能吧，都知道这鱼不能吃。姑鸟儿说，也许是外来的，我妈说，好几个人路过这里，看见冰面上有窟窿。我想了想，大喊一声，哎，你别走了！那人虽然走得慢，可是还在走，他的背影在变小。姑鸟儿说，不敢走了？我说，我没说，我怕他掉窟窿里。她说，那不正好，省得我俩逮他。我没有接茬。她说，我走，我轻。说完拎着手电筒向前跑。我跟上说，别跑，快走，别跑。雪终于开始变小了，不是一点点地，是突然小了很多。风也渐渐息了，雪花零星地飘落，我不知道是不是雪真的停了，还是只有影子湖上的雪停了。没有雪幕的阻碍，我看见那人挺高，好像戴着一个皮顶子，两个耳子一甩一甩，他走得不太快，脚步很沉，我想是他的体力消耗得很厉害，这一夜对于他来说应该比我们漫长。姑鸟儿和我正在逼近他，姑鸟儿的脚步轻盈，好像烧完全退了，我都有点跟不上她，她不是在追赶，倒像是在冰面上跳舞。那人回头挥了挥手，他的脸上几乎罩着一层冰，嘴里喷着热气，不知他要干什么。姑鸟儿用手电筒晃他的眼睛，我离他很近了，担心他会扑过来，想先把他扑倒。姑鸟儿突然歪了，我伸手扶她，没够着，她的一只脚踩中了一个窟窿，这个窟窿也许正在冰封，但是还没封牢。她想把脚拔出来，结果脚下的冰全碎了，半截身子没入水中。我听见脚下的冰发出裂纹的响声，姑鸟儿离我两步远，一旦我走动，也许我们俩都会彻底落入湖里。这时我看见那人伸手拉住了姑鸟儿，我说，你趴下，别蹲着。那人说，你别喊。姑鸟儿说，是你杀了林叔吗？那人说，先顾你自己，我把你拉上来，你们别追了。姑鸟儿说，是你干的，是不是？我这时看清了他的脸，他的脸正在开化，他几乎和我一般大，顶多大我一两岁，四方脸，圆眼睛，一点不像个少年犯。他说，你掉进影子湖里，回家要好好洗洗澡。说完屁股坐在冰上，想把姑鸟儿拽出来，姑鸟儿大喊一声：别拽了！他说，不想活了？姑鸟儿说，没跟你说话，底下有人拽我的脚。窟窿四沿的冰碎了，大了一圈，姑鸟儿和少年犯一起掉进水里，然后迅速地往下沉，好像是两个铁块一样，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很快消失不见。雪彻底停了，一丝风也没有，我听见自己呼吸的声音，哈呼哈呼，有月亮，我想了想三姑，三姑是个严肃的人，她迟早会回来管我要人。我想了想我爸，没想出太多东西，只是浮现了他喝酒的样子，酒是他的亲人。我脱光了自己，把棉衣棉裤叠好，放在离冰窟窿四五步远的地方，然后走过去跳进了水里。

水下漆黑一片，冰碴很快割破了我的皮肤，我的四肢开始僵硬，眼睛被水蜇得好像要瞎了，但是我使劲把眼睛睁开，想看看姑鸟儿在哪。冰水像攥紧的拳头一样攥着我，原来我的体力早就耗尽了，不知道是什么让我走到这里，此时我的身体彻底松弛下来，一股暖流从后脊梁涌到全身各处，我打了个寒颤，然后就感觉到困意袭来，下沉，下沉，眼睛无论如何也睁不开，只能感到重力和睡意。我想起我把姑鸟儿举起，三姑说打开，打开，姑鸟儿的脚真轻，影子一样，我千万得把她托住，别让她掉在地上。有人在扶着我的脚，也许是水流，在推送着我，我说，痒痒。我甚至听见了自己说话的声音。我听见有门“吱呀”开闭的声音，好像折页锈了，声音很大，有人问我话，我听不清，我说，你大点声。那人说，你招供吗？我说，招供什么？那人说，你为什么来到这里，自己不知道？我说，我来找姑鸟儿，姑鸟儿是三姑的女儿，三姑是我爸的妹妹，我是我爸的儿子。那人说，你有点顽固。我说，我说的是实话，怎么叫顽固？那人说，你有点死硬。我说，你废话太多了，你一直在说废话。

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在一块大玻璃后面，身边没有人，是一间极简单的屋子，有一个铁床，我躺在床上，床底下放着一个痰桶。床头的枕头上绣着两个黑字：张默。是我，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这地方准备了多久？我摸了摸身上，干的，不冷，其实是有点燥热，胳膊还有点酸。影子湖底下有这么个东西？我从床上下来，发现三面是石墙，有一股巨大的尿骚味。玻璃的另一面，是一间很大的屋子，要比我的这间大十倍，房间的一角有一个衣架，上面挂着一件黑大衣和一条白围脖。另一角里，有一个绿色的保险箱。正中间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男人，他穿着一身灰白的西装，鼻子上架着眼镜，头上一顶礼帽，礼帽中间有个坑。他的面前有一摞纸，一盒印泥，一枚图章，手里拿着钢笔。桌子对面，是一把空椅子。眼镜低头在纸上写了半天，又沾着唾沫翻看了一会，看上去认真极了，他时不时摇摇头，说，乱讲。他看起来并不热，要不然在室内戴顶礼帽是什么意思？过了一会，他把头抬起说，下一个。这时走进来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衬衫，冲着眼镜点了一下头，坐在了椅子上。他的鼻子破了，衬衫上有血，他的头发挺长，也挺脏，我看大概半个月没洗了，不过他还是时不时用手摆弄一下。虽然他是这么年轻，也就十八九岁，但是我对他有印象，他的脸庞，他的一举一动，跟我认识的一个人一模一样，他的眼睛盯着谁，就好像是要和谁说说心里话，他有这么一双眼睛。啊，是廖澄湖，他和廖澄湖一模一样。

眼镜：你有点顽固。

长头发：我没有，我就是个捏泥巴的。

眼镜：你有点死硬。

长头发：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让我睡一会。

眼镜：你捏的什么不清楚？

长头发：泥塑。

眼镜：你捏的是毒草！主席像你捏过一个？

长头发：主席像自有人捏，轮不到我。

眼镜：你家人都跟你划清了界限，你还不悔改？把你下放到艳粉屯你还不悔改？

长头发：家里做得对，下放得对，同志，让我睡一会。

眼镜：捏的是谁？

长头发：一个女孩儿。

眼镜：问你具体的人。

长头发：不认识。

眼镜：胡说，人我们已经找到了，父亲是右派，现在在艳粉屯的矿上挖煤。你们俩想在艳粉屯建立司令部，是不是？

长头发：高看了，我是捏泥巴的，她是我的模特，没有司令部。

眼镜：你和她什么关系？

长头发：我说过，我不认识她，我只见过她一面。

眼镜：时间地点。

长头发：时间是70年夏天，地点是工人之家北面的榕树下。

眼镜：你们两个说了什么？

长头发：什么也没说，一群右派子女在那歇凉，她的头发被剃得很短，穿得很脏，在树荫底下跳舞，我去劳动，只看了她一眼，就被赶着走过去了。

眼镜：然后你就捏了个一模一样的出来？还是裸体？

长头发：您过奖，但是是这么回事儿。

眼镜：还沾沾自喜，不知道自己现在什么境地？为什么不塑造工农兵？为什么偏偏捏了个坏分子子女？

长头发：我不知道她是谁的子女，她的耳朵很有意思，一只耳朵有点怪，她看起来很单纯，不以为意，她触动我，让我陷入了幻想，觉得她将来会成为舞蹈家。她多大？十五？十六？

眼镜：不要装模作样。问你为什么不塑造工农兵？

长头发：捏不好，捏出来也是歪曲。

眼镜：好，有你这句话，你就得扫一辈子厕所。东西在哪？

长头发：扔了。

眼镜：举报的人说你藏了起来。

长头发：没地方藏，扔了。老高看错了。

眼镜：扔哪了？

长头发：影子湖里。

眼镜：胡说，你没机会扔，到底放在哪了？

长头发：扔到了影子湖里，你们可以去捞。哦，对，兴许还能捞出几具尸体，最近好几个人投了湖，尸体没人打捞，现在大概剩骨头了。

眼镜靠在椅子上看了他一会。

眼镜：你还年轻，说实话，以后还有机会，如果对抗到底，肉体会难过。有人建议我开你的批斗会，把你的手指切了，以后再捏不了泥巴，你告诉我塑像在哪，我也好有交代，你也不用受罪，没有必要。我保卫的是主席，不是针对你，你好好想想。

长头发沉默了一会。

长头发：那东西，我是捏给自己的，别人没权利看，所以我把它扔了。你保卫的是主席，我也有要保卫的人，人生很长，审判不是在此时，很久之后你回想，也许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没有必要的。鱼喝水也能长大，不用吃人。

眼镜把钢笔帽拧上，看了一会长头发。

眼镜：知道了，按个手印。

我敲玻璃大喊，我知道泥人在哪！他们两个听不见我，也看不见我。长头发站起来，蘸着印泥按了手印，手指修长。手印按完，他马上变成了一个小人儿，比那泥人还小，也就一扎长。他好像在发愣，仰头看着桌子腿，眼镜把他掐起来，连同写好的材料一起锁进保险箱。

眼镜坐回椅子，拧开钢笔的屁股，灌了点钢笔水，又唤进来一个人。

这人背弓得厉害，三十岁左右，也许四十，脸上有皱纹，看不出具体岁数。他穿着一件黄背心，手上戴着手铐。

眼镜：坐。

手铐坐下。

眼镜：姓名。

手铐：赵戈新。

眼镜：年龄。

手铐：三十五。

眼镜：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手铐：知道，扎了人。

眼镜：知道“严打”吗？顶风作案？

手铐：一时失手。

眼镜：一手扎在心口上，一时失手？

手铐：当时没聊好，冲动了。

眼镜：第几次进来？

手铐：第三次，我两天没睡觉了，让我睡一会。

眼镜：这几次都是为姓江的事儿吧？

手铐：没有，都是自己的事儿。

眼镜：胡扯，这几个人你都不认识。

手铐：都是话不投机。

眼镜：把江的事儿说清楚，马上去睡觉，你就是头脑简单。

手铐：和江没有关系，他是生意人，我是地赖，没有往来。

眼镜：当过红卫兵，和江是一个联队？

手铐：很久之前的事儿了。

眼镜：你也知道很久之前，现在不比当初，现在杀人要偿命。

手铐：知道，脑子像糨糊一样，让我睡一会。

眼镜：说说江怎么指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