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革”期间的阅读（2/2）

王安忆：那么我就要选择，一般带比较难读的，什么《五代诗话》啊，或者明清小品啊，就是读一些不能顺畅阅读的东西，可以维持较长时间。这次去日本就是吃了一个亏，我到那边去要和渡边淳一对话么，我想他的东西我一点都没看过，那我就是带了本他的书，他的书看起来很快，半天就看完了，那么就没书了，这很苦恼。

张新颖：怎么会和渡边淳一对话？

王安忆：对方安排的，因为他们觉得渡边淳一在中国挺有影响的，同时呢，也有顾虑，好像挺不好意思的，安排一个这么pop的人跟你们对话，于是说你们有些作家要是没兴趣的话可以不来，那我说我们当然要去了，他不管怎么说是前辈了，七十多岁了。我们全体到场和他见面座谈，他也是蛮恳切的。

张新颖：但他确实是一个通俗作家。

王安忆：非常通俗，通俗到极点的一个人。但是我当时带去的一本书是他最好的书，是他写的一本传记，这本传记我觉得他写得还不错，至少让我知道了明治时候的一些情况。我当时带着这个去看，还没到日本就看完了，在北京就看完了。见到他还不错，他送给我一套《失乐园》，台湾版的《失乐园》，结果也很快看完了，因为也很容易看。我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已经变成阅读动物了，没有文字的话，就觉得惶惶不可终日，一定要找到阅读的东西才行。

张新颖：在“文革”中阅读的时候，有没有读过二十世纪的西方作品？

王安忆：读不到，那时候。

张新颖：那可能和你在安徽插队有关系。

王安忆：不是，这可能和我们当时的翻译有关系。

张新颖：好像就是北京的一些人，他们在“文革”当中，有的人说读到过一些现代主义的东西。

王安忆：是后来吧，可能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文革”当中怎么可能有，怎么会看到？

张新颖：原来有一些叫白皮书、黄皮书的出版物。

王安忆：白皮书我也看到过，像《解冻》也有。可能我阅读的范围还是小。我不晓得他们怎么会看到，他们可能混淆了，我觉得八十年代很容易就被混淆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去，肯定就是八十年代，这个书还是有一定限制的，没有翻译你肯定看不到的。

张新颖：翻译是有一些翻译的，但是它流传范围是很小的。

王安忆：那可能就是高干子弟。当时西方二十世纪的作品要能看到也就是苏俄的了，《多雪的冬天》什么的，还能有哪里的？

张新颖：你看像多多写了一首诗，是七几年写的，就说到茨维塔耶娃，那时候可以看到茨维塔耶娃。

王安忆：哦，她不是苏俄的么，苏俄的东西好像能看到，包括阿·托尔斯泰的东西也能看到。但欧美的几乎看不到，美国的东西比较少。

张新颖：那后来，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八十年代，你对二十世纪的作品阅读得多吗？

王安忆：不多，我好像在那个少年时代形成了一个阅读基础，像一个堡垒一样的，我对后来的东西有一点排斥，好像有种抵抗力了，挺奇怪的。

张新颖：我觉得这一点你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我读西方作品当然很晚了，我八十年代中期上大学，那个时候呢就自己订一份《外国文艺》，订一份《世界文学》，订了很长时间。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的作家，你们这个年龄的作家，很多人都在看这两个杂志，我能够从他们的作品里面看到非常清楚的影子。不是个别作家，比较普遍的。但你好像不是。

王安忆：我就觉得二十世纪的作家或者说现代派的作家，他告诉人们的都是方法，就像教科书一样。余华曾经写过一篇非常短小的文章，在一个外国文学的期刊上，他就讲到卡夫卡和托尔斯泰，他说托尔斯泰好像是一个银行，也就是说他可以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再生的，不断不断地在繁生，而卡夫卡就只是一笔贷款。他说得很好，我很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东西大多就是方法，教给你很多方法，古典作家他给你的是教养，是整个教养，所以我现在很怕别人分析作品，拿出十八般武艺来解构，好作品不能分析的，真的就是不能分析的一些东西。其实读书就是教养的培养，教养还是得从小培养起，你大了以后水都泼不进了。现在这代作家吧，真的还是比较缺教养，这也是有的时候后劲不足的一个原因。学来的方法很快就用完了，而且你看到进来一个方法会有那么多人用，哗，都挥霍掉，再进来，再挥霍掉，挥霍得特别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