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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长恨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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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长篇接下来就是《长恨歌》了。

王安忆:《长恨歌》现在说得太多了,好像我们对话一上来就说到它。怎么说?和《纪实与虚构》相比,《长恨歌》就太现实了,要赋予它飞扬的气质我只能在它的背景上赋予,这个故事本身是没有飞扬气质的。我大肆渲染它发生的环境,其实是企图将故事从现实层面拉开,拉到形而上,但改变不了根本性质,它依然是现实的,但是批判现实的故事。而现在媒体的炒作也好,时尚的附会也好,把它搞得连现实批判也没有了,变成了一部言情小说。

张新颖:对,这里面其实有立场的,但现在就是把这个都去掉了,然后就变成一个通俗故事了。

王安忆:言情故事,完全很言情的。

张新颖:所以我本来笔记上还写了想问你,《长恨歌》——不谈你的写作——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痛苦。

王安忆:痛苦倒不痛苦。我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人们要我解释上海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上海的代言人,我没写过上海,我只能这样。

张新颖:《长恨歌》也会变成上海的一个符号。

王安忆:对,符号,挺损害的,没有办法。我们现在都是公共空间里的人,自己对自己都没有发言权。人们谈《长恨歌》总是谈到怀旧二十年代,其实我在第一部里写的上海根本不是二十年代也不是三十年代,而是四十年代;其次,这完全是我虚构的,我没经历过那个时代,因此也无从怀旧。事实上,这又是我的小说里面最不好的一部分。我觉得陈村的话很对,他说第一部里面都是想当然的事情,到第二第三部里面才有意外发生。然而这个想当然是最对市民的口味了。所以《长恨歌》是一个特别容易引起误会的东西,偏偏它又是在这个时候——上海成为一个话题,怀旧也成了一个话题,如果早十年的话还不至于。你想八十年代初写《流逝》,谁都不会想到它是写上海,好像和上海是没有关系的。九十年代初写《“文革”轶事》时也没有人想到上海,大概就陈思和一个人想到了,想到了上海的民间社会,别人都没想到。

张新颖:《“文革”轶事》是写得蛮扎实的,就写家庭。

王安忆:对,它写家庭,比《流逝》要复杂。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长恨歌》写得比《纪实与虚构》要轻松得多。

张新颖:可以看得出来。

王安忆:比较得心应手的。我还是要说《长恨歌》对我是比较有栽培的,主要是写实的功力上面,把我推了一步。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染上那种毛病,就是匠气。其实我说我自己是有匠气,但不是那种写作班的匠气,把小环扣系上再打开,系上再打开,这种匠气我没染上。

张新颖:这其实中国古人说得蛮好,就是“雕虫小技”。

王安忆:中国人是到了清代才会“雕虫”的,以前真是不错,哪怕一些笔记小说你都觉得挺大方的,都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

张新颖:比如有的学者说,唐以后的文学就不行了,一定要看先秦的文学,这当然有点夸张,但是也有一定道理。就是越早的人可能越大气。

王安忆:淳朴,和自然接得近。你看像那种笔记小说吧,它就是敢打一个结不来给你解扣。中国文化非常难以继承,和中国人的那种气质可能有点关系。中国人的气质真的是要靠“养”,古代靠自然“养”,后来靠文明“养”,文明越积累,离自然就越远,越“养”越人工,但总归是“养”,很难传授。你看西方的东西,真的可以传授给你,它有逻辑的链接,可解释和证明。中国的就很难了,它更主要的是一种气质。

张新颖:其实我们都已经有点西方化了,这没办法,这不是个人的能力。

王安忆:这是没办法,我们都生活在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个平民化的社会,我们是大众文化“养”成的。尤其是我们写小说的,我们所承继的是“五四”时期从西方过来的小说观念,不是《红楼梦》的传统。但是《红楼梦》的传统又那么难以繁殖。中国文化就是很难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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